外电报道，英国《柯林斯英语大词典》根据去年词语使用量，在新版本收入 Chindonesia，反映了中国、印度和印尼的发展受国际重视。
英文是全球通用语文，但英国人并不因此患上语文自大症，从不认为唯有伦敦人或居住于牛津郡的英国人才有权创英文新字。反之，英文新字不论创于何地何人，只要普遍被人使用就收入新版英文词典，成为新英文字，此即江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
中文也不例外，中国人在20世纪初推行白话文时，因为词汇不足，写白话文常感词难达意，于是就从日本引进许多词汇，如手续、目的、名词、经营、场合等等“日本货”，加速了白话文的发展 。
自港引入中译英文新词汇
1970年代，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中文要翻译排山倒海而来的英文新词汇顿感左支右绌，乃直接从香港引入现成词汇，如知名度、透明度、开拓型、劳动密集型、盒式、系列化、大型化、多管道、多层次、后消费、后现代主义、第一产业、第三产业，而至绯闻、派对、迷你……等等不胜枚举，都是由“不重视华语规范，词义向来都以广州话为准”的香港人 “自创”、“ 杜撰”，如今却已为中国人采用。陈建民教授形容此为“吸收香港话，丰富普通话”，中国人则说“香港话北上”。
此外如期货、现货、夜总会、老板、太太、夫人等等，中国于1949年后停用，香港人则一直在用，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又跟着香港人用起来，于是“过去华人社会说的语言”却成了规范语。可见中国人没有排斥“外来”词汇，没有排斥“过去人用的语言”，没有坚持北京或北方方言方有资格列为规范语。
却偏偏有人说“巴刹”、“ 沙爹”、“ 交通圈”属南方方言，不能列为规范中文，若与 Chindonesia被收入字典相比，这些人懂得规范，懂得什么叫工具书吗？
语文要壮大、丰富、追上大趋势，就须勇于创造新词汇，不可抱残守缺，不可一字一词都要求有经可引，有典可据。然而时至今日，还是有人坚持“做学问应引经据典”。
不过，作为现代人，应该会想一想，我们所引的经，又是引什么经而来？我们所据的典，又据什么典而来？都没有，都尽是自创而来的。
今人缘何不可成经立典？
以简单例子来说，曾子引什么经，据什么典说“吾日三省吾身”？没有，是曾子自创； 《庄子》里的“每下愈况”也没引经据典，是庄子自创；谢灵运引什么经典形容曹子建“才高八斗”？没有，是谢灵运自创、“杜撰”。
类似例子更不胜枚举，但我们可看出：今日的经、典都有一个原创者，他们没有引经据典，其实也没经典可据，但当时的人并不因为作者没引经据典而不接受，也不认为那“不是学问”，反而传下来给我们作为经典，经典原来是从无经典而来的。今人如强调“做学问应引经据典（包括词典）”，那可真是泥古不化的冬烘先生了！
另一方面，古人可以创新经新典，可“杜撰”新词，现代人反而不可？古人可成经立典，今人则不可？今人创了“标青”、“ 长气”、“ 醒目” 就马上给打成异端邪说、不规范、不可用，中文若从此不准创新词新句，岂不是窒息了中文的生机？
文章来源：南洋商报 作者：不中 2010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