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社会自古重视孝行，以奉养父母，让老人家安享晚年为重要己任。中国人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把“孝”字摆放在所有善行的首位，孩子们视孝敬、赡养和照料父母为义无反顾，最先要做的事，这使到“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得以实践。
然而，传统养老模式和行孝观念，经随急速的城市化、全球化发展而起了重大变化。现代社会和经济结构不断转型，人口迁移成为常态现象，它淡化了传统家庭伦理观念，致使为人子女者，尤其为生活背井离乡的孩子们，不易在工作、配偶和父母之间建立起平衡关系，令高龄父母孤寂度日，成为社会弱势群体。
根据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调查显示，超过50万名长者不曾拿过孩子的供养费；共有63万6461长者面对不健康的家庭及社会发展问题；不少老人被迫在劳动领域工作；有者要求政府援助，以入住老人院为最后选择，该报告令人悲伤，反映越来越多长者生活潦倒，晚景凄凉。
上述问题与生活水平高涨、孩子及家庭收入低、与父母关系不佳、不负责任等因素造成。不少孩子其实是具有孝心，惟生活压力削弱了他们的行孝能力，磨灭了孝心，但它不应成为弃养父母的借口，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经放宽老人援助金申请条件，他们可尝试申请来照顾双亲，去年政府发放了4亿3600万令吉这类援助金。
国民寿命提高以及低生育率加速了人口老化，国家乐龄政策已推出多年，但进展缓慢，成效不大，离打造“黄金国民”的目标甚远，乐龄群体有理由感到担忧与失望。我国9年后的乐龄人口将高达340万，而政府并无意仿效新加坡订立“赡养父母法令”，既然如此，政府宜配合各方构建完善的养老福利体制，尤其侧重于就业保障和医疗保健领域；而企业和民间组织亦宜加强鼓吹老人关爱理念，重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美德，开展更多的老亲敬老活动，让长者老有所居有所养、老有所为有所乐。
此外，企业界对乐龄政策所负的社会责任仍然不大，主要仅局限于施赠活动。消费指数逐年飙升，生活逼人，但拥有丰富经验的老雇员在私人机构里仍备受年龄歧视，一般年龄达55岁便得引退；或以压低薪金续聘留任，与政府呼吁私人机构重视老雇员以让长者能继续储蓄，塑造较好晚年生活的政策背道而驰。
社会缺乏老人亲和设施、老当益壮却求职无门，服务领域冷待和漠视乐龄顾客等歧视现象比比皆是，甚至在政府的财政预算案中，长者名下的房产税务、驾照、护照和公交车资等，皆未获得特价优惠；私人界同样在膳食、就医等方面未予老人折扣，甚至拒绝接待贫弱老者，让担心坐吃山空，老来病弱潦倒的乐龄人士，如何能快乐起来？这些都是各方必须思考与改进的问题。
文章来源：南洋商报社论 20110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