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慶祝國家獨立54週年，讓我們緬懷前人爭取國家獨立，掙脫殖民地主義枷鎖的那一段淒風苦雨血腥的歷史；活在當代的人更有責任為歷史作證，將「官史」偏頗的部份填補上個人的親身經歷，還原被竄改的部份。
54年前的那段記憶緣自獨立日前夕搭火車前往吉隆坡，在默迪卡體育場與眾人親睹國父東姑阿都拉曼高呼「默迪卡」（獨立）的莊嚴一刻。這讓筆者有幸成為新生國家成立的見證人之一。
當天開往吉隆坡的夜班火車爆滿，幾無立足之處，我伺機爬上座位上的行李架，蜷縮著身子，半醒半睡苦撐到目的地，然後前往同學嚴福華的一名律師親戚在八打靈的住家留宿一宵。
依稀記得當時八打靈的發展剛起步，數百間排屋櫛比鱗次整齊地排列著，新翻起的黃土隨處可見，陡峭山坡上的翠綠原野，已無法在今日的八打靈看到，我也無從發覺和找到昔日過客的腳印。
從初中三馬來亞獨立日再往前推，小六起那三年的記憶更加驚心動魄，也讓我第一次接觸到從抗日轉向反殖反英的共產黨游擊隊。
那天如往常般與母親割膠去，不久聽到「悉悉瑣瑣」的腳步聲。當我抬頭一望，眼前站著兩名身著黃色軍裝，頭戴鴨舌帽，帽子中央有一顆紅星的男子。他先問（似明知故問）：「小弟弟，學校放假了，幫你母親割膠啦？」
我略為點頭，再細瞧他的臉顯得一片蒼黃，毫無血色，那一支舊式萊福槍，槍柄上遺留一個破損大洞，令人擔心射擊時的反彈力道，可能震裂槍柄傷了自己；他肩膀上掛著綁上空降傘的繩索，隨著我的指示朝母親割膠處走去。
午後，母親感嘆不能在這里割膠了，擔心剿共政府軍，尤其是「辜卡」僱傭兵萬一與馬共相遇，膠工成為夾心人，往往在雙方槍戰中陪葬。當時早已有好幾宗類似事件讓人記憶猶新，成為膠工談之色變的災難。
抗日抗英應記一功
為了落實捐款的許諾，母親交代將20元藏在我穿的樹膠鞋里，由於臭味濃得化不開，得以瞞過村口閘門守衛軍警的搜查，到了割膠地點把錢轉交母親，母親將錢放在預約指定的膠樹樹底下，以盛膠杯子蓋著。老媽還吩咐對方，等我們工作完畢離開後才前來收取，避免遇上軍警。
過了一個禮拜，我看到一隊「辜卡」兵在我們的膠園匍伏前進。他們紀律嚴明，但見隊長揮動前進手勢，長長一排的隊伍毫無聲息地從這棵樹跨前再埋伏樹旁。這類僱傭兵為了錢甘心為英國人賣命，他們每人背著一柄大刀，遇上敵人窮追不放，凶悍無比，有人說共產黨游擊隊最怕他們。
據讀過伏誅馬共人員日記的人轉述，英軍高頭大馬的身型，最容易成為敵方射擊的人靶；其他軍團如果不是萬不得已遇上才開火，雙方很少自動找對方的晦氣；駐紮在大森林邊緣的戰士，夜晚燒火取暖的火光，有人說是馬共行軍時有意避開的「訊號」。
我的小六時的陳姓學兄與李姓學姐參加共產黨遇襲，據一生還的投誠者說，他們四人前往供糧食的村落宣揚共產主義被出賣暗算，左右肋各被插上一刀身亡；四具屍體的手腳綑綁著，一根青竹穿過手腳，從軍車上抬出，丟擲在醫院草坪上供人觀看，似乎要達到教育和警惕人心作用。比起以往載著屍體在街上遊行、展示，這麼做震撼力更強。
曾發生過許多耳熟能詳的這麼一回事：乘巴士自玲瓏返回宜力的半途中，突然從路旁山坡上走出數名荷槍實彈的反殖「英雄」，將司機售車票的錢及乘客的身份證取走；幸好不像外地一樣燒巴士，令乘客徒步數十公里才到達目的地。
收取身份證最惹民怨，為領新身份證必須報案，而報案時就要面對冗長盤問，特別是警方政治部人員期待報案者描述共產黨員的形貌，並與檔案照片對照，以辨認對方的身份。
馬來亞共產黨這種收取身份證的策略勞民傷財，後期不再出現；反英抗殖民地鬥爭也在國家獨立後失去方向和意義。可是，他們為這塊土地捐軀抗日，投身戰火抵抗日本的侵略，何嘗不是愛國的崇高表現？其中不少人不滿英政府於1946年返馬後的「招安」條件，選擇再走入森林抗英反殖，屬於另一方式的爭取國家獨立，不容主流歷史單方面詮釋歪曲。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林風 2011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