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面子”，其实就是别人对你的评价。
“面子”的实质是本我人格的外在化表现。当然，人格的外在化形式与其本质并非必然统一。外在化形式有时能反映本质内容，但有时是本质的扭曲反映。
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有两种类型的产品可供选择消费。一类是物质产品；一类是精神产品。相应人生的收益和效用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消费物质产品所产生的效用；一是来自消费精神产品所产生的效用。来自物质产品的效用除了可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外，也能满足人的一些心理需求。财富本身既能为财富所有者提供衣食住行的安全和保证条件，也能使财富所有者感到自尊和富有成就感。来自精神产品的效用则更多体现在满足人的心理需求方面。
从经济学角度看，“面子”属于精神产品的范畴。人们爱“面子”的实质是一个人对精神产品消费效用的偏好。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本质属于一个人的无形资产和精神财富。这种评价对个人而言，更多体现为一种心理满足。“面子”不讲究实惠，讲究形象。“面子”直接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收益，而不是物质收益。某人很有钱，有钱本身会带给他“面子”，但这里“面子”是指由其物质财富而衍生的精神收益，并不是指物质财富本身。一个人很要“面子”，从偏好结构的角度看，就是偏好于精神产品的消费，精神产品对其产生的边际效用相对较大。
人们为什么喜欢“面子”？首先，因为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这里的效用最大化是指一个人一生总效用的最大化。而一个人的总效用水平来自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两个方面，是消费物质产品效用与消费精神产品效用之和。“面子”本身是精神产品，所以，有了“面子”，也就直接增加了一个人的精神收益，从而也就直接增加了一个人的生活总效用水平。其次，“面子”也会产生间接经济价值。
“面子”是一个人的“品牌”和形象。和一般人相比，人们更乐于和有“面子”的人打交道和进行各种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有“面子”的人就比一般人有着更多的谋利机会，并且交易成功的可能性也较大。所以，从长远看，“面子”本身也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是为一个人带来物质收益的重要保证条件。
一般而言，人们喜欢“面子”的程度是有差异的，这主要取决于其效用偏好结构。有些人更注重物质性收益；有些人更注重精神性收益。有些人更偏好生理需求的满足；而有些人更偏好内心感受的体验。有些人更多考虑个人实际感觉；而有些人更多考虑社会评价。生活在世界中的人，每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都是不同的。
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说：生活就像奥林匹克赛会，聚到这里来的人们通常抱有三种目的：有些人摩拳擦掌以折桂，有些人做买卖以赢利，但还有一些人只是单纯做参观者，冷眼静观这一切。这里反映的情况就是效用偏好结构的不同。具有相同目的的人，其效用偏好结构可能大致相同，但绝对的看，这些人肯定会具有不同的效用偏好结构；具有不同目的的人，其效用偏好结构肯定是不同的。
另外，每个人在一生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效用偏好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时间的一个函数。这里虽然一个人一生的效用偏好结构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时间本身并不是一个人效用偏好改变结构的实际决定因素。改变一个人效用偏好结构的因素主要有：
1.原有的效用偏好结构。效用偏好结构的改变具有路径依赖性，新的效用偏好结构要受到原有效用偏好结构惯性冲击力的影响。
2.生理因素。一个人生理条件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其效用偏好结构的改变，如有的人得了肝病，则原来饮酒的偏好将会随之改变。
3.职业改变。一个人在一生中，职业的改变是常有的事，有的人一生中可能会改变职业五、六次以上，不同的职业必然具有不同的激励系统，相应一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这时也会一定有所变化，以适应这种新情况。
4.社会影响。社会影响主要是指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时尚对一个人效用偏好结构的改变所产生的作用。一个中国人，如果转到美国定居，其效用偏好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因为出于生活的需要，他只有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才有可能更好地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同样，由于社会潮流和时尚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即使一个人处在同一国家中，他也会为了适应形势和潮流而不断改变自己的效用偏好结构。从众行为的普遍性为人们随社会环境而改变效用偏好结构提供了一定的心理基础。
5.自然环境因素。人也是适应环境的产物。不同的自然环境，必然会为人们提供不同的选择菜单。人们选择的过程也就是一个适应和改变的过程，在这种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中，人自身的效用偏好结构必然会随所处自然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面子”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消费也有一定的特点。
首先，同消费物质产品一样，人们对精神产品的消费也遵循边际效用递减法则。“久病床前无孝子”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孝”本身是一种精神收益，是一种道德评价，也是一个人的“面子”。当一个人在尽“孝”时，本身就是在消费“孝”这种产品，并享受“孝”所带来的精神收益，如良心受到安慰，受到别人好的评价，并被社会给予较高的地位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孝”这种产品所带来的效用是递减的，所以，必有“久病床前无孝子”。
当然，一个人要想尽“孝”，肯定也有物质的支出，这种物质方面的支出也会进一步加速“孝”产品效用的递减速度。再如，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连续的精神褒奖会使人逐渐对这种奖励产生一种心理厌倦情绪，相反，这时人们就会更看重物质奖励。所以，虽然消费精神产品重点满足了人的心理需求，消费物质产品重点满足了人的生理需求，但二者对人产生的感觉规律是相同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对人产生的刺激效用都会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而减少。
其次，人们在选择消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时，二者存在替代现象。
从生产要素投入的角度看，产生替代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要素的稀缺性，其次是边际要素收益递减规律。由于有稀缺性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所以当某一种要素持续投入时，其投入的边际成本会增大，这时，为了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理性的决策者肯定会考虑尽可能用便宜的要素替代较为昂贵的要素。
从产品的消费过程看，产生替代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产品的稀缺性，其次是边际消费效用递减规律。对物质产品而言，稀缺性是不言而语的。由于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所以不论是从绝对消费的角度看，还是从相对消费的角度看，物质产品对人而言都具有稀缺性。对精神产品而言，稀缺性命题也是成立的。
从绝对消费的意义看，也许精神产品不存在稀缺性，但精神产品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消费的相对性，即人对精神产品的消费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对比较而体现的。“名次”是通过比较而存在的。“面子”本身就是相对比较的产物。有相对性就有稀缺性，所以，精神产品本质上也具有稀缺性。
另外，物质产品满足边际消费效用递减规律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结论；本文前面讨论的结果表明：精神产品也满足边际消费效用递减规律。所以，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应当存在替代现象。
从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看，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替代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在贫穷的状态下，会更倾向于以消费精神产品的损失换取消费物质产品的收益。“人穷志短”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穷是罪恶的根源之一。
因为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物质收益的边际效用相对较高，而精神收益的边际效用相对较少；所以这时人们会倾向于以小的物质收益替代较大的精神损失。但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物质产品带给人的效用就会减少，消费精神产品的效用就会相对较大，这时人们将会更看重精神产品的消费。人们常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誉”，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有些人有了钱之后，会更倾向于做一些社会公益事业，这实质体现的是用精神产品的消费替代物质产品的消费。
另外有这样一种情况，虽然有些人非常偏好消费精神产品所产生的效用，但当物质收益巨大时，物质产品带来的效用就会大于精神产品所产生的效用，这时他就会选择用物质产品替代精神产品。如有些人虽然很爱“面子”，但在巨大的物质利益面前，这些人也就不再讲究“面子”。有些腐败分子就是这样。当然，如果没有稀缺性，也就不存在替代成本，这时，人们不管是消费物质产品，还是消费精神产品，都会追求“多多益善”。
当然，“人穷志短”是一种社会现象，但同时“人穷”也并非一定会必然出现“志短”现象，这也是客观存在是一种事实。一般有这样一种情况，人们为了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必然会尽可能多地消费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但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存在着不同的供给水平和供给难度，这种不同的供给水平和供给难度决定了人们对其消费的成本大小和难易程度。当“人穷”时，虽然消费物质产品带来的边际效用高，消费精神产品带来的边际效用相对较小，但很可能这时“人穷”者要增加消费物质产品数量的难度很大，这时，就有可能出现“人穷”未必“志短”，即“人穷”者转而通过增加消费容易得到的精神产品来增加自己的效用总水平。
同样，当一个人很容易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量，但精神食粮供给相对贫乏时，这时，他会进一步通过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量来增加他的总效用水平。所以，在社会生活中，“人穷”未必“志短”与“人富”未必“志长”的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与一个社会的总体制度有关。因为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是总体性原因的结果，用单一原因去解释社会现象往往会导致片面性。
再次，同物质产品消费一样，人们对精神产品的消费，也存在时间配置问题。人们在消费物质产品时，会有储蓄行为，这是人们为了在将来时间实现更好的消费。人们在消费精神产品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越王勾践在“卧薪尝胆”时是很没有“面子”的，但他实质是在进行“面子”的储蓄，以期将来争回更大的“面子”。
再如我们常讲小不忍则乱大谋，这里面也有个精神产品的时间配置问题，其目的是以失小“面子”为代价，换取将来更大的“面子”。在现实生活中，上述情况更多所表明的是：人们不但获取了更大的精神产品消费效用，而且同时获取了更多物质产品的消费效用。因为人们对物质产品的消费效用与对精神产品的消费效用往往是联在一起的。当然，二者分离的情况也是一种常见现象。
如有些人是只图“名”不图“利”，有些人是只图“利”不图“名”。但这种情况的产生往往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如某人的基本生存和温饱问题已得到解决，这时他就有可能只图“名”不图“利”；再如在战争条件下，有些战士的英勇牺牲，对其本人而言，就只有“名”没有“利”，即只有精神产品的消费效用，而没有物质产品的消费效用，而且这种精神产品的消费效用主要体现在战士牺牲前的一小段时间内。
再其次，一个理性人在进行其消费效用最大化目标决策时，总是将消费物质产品的效用与消费精神产品的效用合在一起进行综合决策。其理性的基本决策原则是：边际物质产品消费收益＋边际精神产品消费收益＝边际物质产品消费支出＋边际精神产品消费支出。
但在现实世界，由于信息不对称、理性有限、制度不完善等原因，一个人的消费决策很难达到理论上的最优，只能是尽可能向最优靠近。另外，由于不同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不同，所以不同个人的消费最优决策点也将是不同的。再者，由于一个人在生活的不同时期，其效用偏好结构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消费最优决策点也会不同。
从社会的角度看，“面子”本身有其积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首先，“面子”对个体而言毕竟是一种约束，所以也就客观上提高了个体利益向公共利益转化的可能性和渠道。其次，如果社会上每一个人都重视“面子”，社会经济运行会降低许多交易成本。再次，一个人讲“面子”，会带动一部分人讲“面子”，从而产生精神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这将进一步直接和间接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
当然，“面子”对社会经济运行也有不利作用。“面子”毕竟是“面子”，不是“里子”。“面子”反映的是表面现象，而“里子”才是真实的本质。人面前是一套游戏规则，人背后是另一套游戏规则，这种双重规则会加重社会成员的决策成本和监督成本，不利于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另外，“面子”本身也蕴藏着人的一种机会主义本能。当“面子”与“里子”不统一时，机会主义便会油然而生。而机会主义又会引发诚信缺失等许多问题，并将直接导致社会秩序建设成本的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