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看到由21個多元族裔與宗教團體組成的馬來西亞行動方略聯盟的成立。其舉辦的《多元共生、和諧共進》論壇，也是富有含義的主題。在像大馬這樣的多元社會，本就應走共存共榮、多元共進的路線，在區域化與全球化加速進展的當代，這個聲明更具緊迫性，否則，大家便會共沉而非共浮。
自二次大戰後以來，許多新興國家均是多元族裔國，都頗偏重國家的作用，也試圖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來進行國家建設與國族建設的宏圖偉業。由於過於偏重國家、中央集權與同一性，很易產生抑制社會多元性與公民社會的政策與做法，進而致成了許多不必要的內耗，如緬甸、泰國與大馬。
只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全球化的作用，政府權力有日趨受到制約的趨勢；且利益的分化及人權、民主、平等思潮的滲透，免不了會促成各類新興勢力、利益集團與思潮的崛起，從而有助於壯大公民社會。更重要的是，隨著民智的開啟、民權的興盛、信息的流通，公民個體與公民社會中各類或好或壞的發聲音（voicing）自也難免會更趨響亮。
在像大馬這樣一個既威權，但又腐敗、治安敗壞、薪資停滯、物價遞漲、朋黨橫行、貧富差距惡化、缺乏問責、放縱道德危害（moral hazards）、治理不佳的國家，能出現本著公共權益與良知良能，挺身而出的公民行動，無疑是迫切的，也是監督政黨、政府、司法與行政不當行徑的必要力量。
大馬當前的現實是，各族人民的權益已日趨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t），而不再如1980年代前那麼涇渭分明；這個相互性要求各族的有識之士突破族群藩籬，採取共同的公民行動（Common Citizen Action）；若否，就會如往昔般被挑撥離間，被黑手各個擊破，以追逐少數特權集團的私利私益。能夠意識到沒有哪一族能置身事外，獨善其身，或幸災樂禍，是重要的心理突破；畢竟暴政與特權階層認權（錢）不認人的。
個體之間的人格、權利平等
從這個認識出發，就有必要在理論上塑造或傳播「理念國家」（Idea-State）或「公民國家」（Civic State）的理念，以作為行動的理論依據。所謂理念國家或公民國家，是指以公民資格為基礎，以共同的基本人權理念，良好治理、法治、問責、透明、社會公正，社會保障力為基礎的憲政體制。據此，全民就應對諸如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憲政體制（Constitutionalism）等有基本認識，也據此行動，這就涉及教育內容的設計了。
伸言之，人民的首要認同，是對上述理念與制度的認同，以建立包容性民主（Inclusive Democracy）。當然，這個包容性足以包容各類的族裔、語文、宗教、性別、年齡、地方、思想傾向等認同，而不必是相互排斥的。實則，多元的認同，恰恰是可抑制暴政的結構性力量。
歷史地看，美國的崛起力強國，便是因為美國基本上是個能容納多元族裔、宗教的理念國與公民國。雖然，在實踐上，理想與現實頗有距離，可人人生而平等，也天生具有追求各適其適的幸福的這人權理念，卻成為鞭策美國人向上的動力；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或奧巴馬能當上總統，便與這理念國思路有關。大馬要更上一層樓，在思路上，便也須有這種觀念上的突破，即公民資格是第一位的，憲政民主則是全民的理念性認同（Ideational Identity），其下可以有多元多樣，各適其適，各信其信，和而不同的認同。
從哲理或政治哲學的角度看，這種理念或其制度形式──憲政民主或自由主義型民主（Liberal Democracy），是建立在自由主義哲學（Liberalism）的基礎上的。其基本信念便是，強調個人的自由、權利與選擇，是種個體本位的思路。它突出個體之間的人格、權利的平等，不承認社會或國家可任意剝奪個人的自由與選擇，如思想與信仰的自由。
一般上言，偏重國家主義（Statism）的社會，會偏重強國家、弱個體，甚至常用集體的名義剝奪個人的自由。這種漠視個人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很易走上反人權甚至是侵略他國的法西斯主義路線，如二戰前的德國或日本。在多元族群、教群國，突出族群主義或宗教主義，也易發生集體性的非理性行為。因此，要鈍化非理性的族群主義，以免被濫用，就得突出基本人權、自由主義、多元主義與多元制衡的防暴機制與憲政民主。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孫和聲 20111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