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大马是否因福得祸？
脱贫致富是每个个人与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按经济理论来说，随着贸易的自由化与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不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应会日趋拉近，即所谓的「要素价格均等化论」（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也就是说，不同国家之间的薪资、土地、物资资源等要素的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趋同现象。
可实事不然，纵观全球，依然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日均收入少于2美元，有20多亿人依然没有基本的水电供应；世界银行赞助的计划中，有55％至60％以失败告终；更多的国家内外债有增无减，在许多落后国家，财富集中度比1970年代更高；许多落后国家的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也日趋升高，以至引发各类动乱，最近的中东便是一例。
这一现象不禁使人质疑， 世界正在趋同还是趋异？ 进而言之， 究竟哪里出了差错？为何少数资源贫乏的国家如新加坡、以色列、南韩等能成功升格为高收入国？连人口大国中国，也能在1978年后，快速使部份地区与人民先富起来，而许多资源丰富国却依然一贫如洗。其中，有些资源大国如俄罗斯、南非、巴西、阿根廷、大马等，虽成功从低收入国升级为中高等收入国，却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如何解答这些提问？就资源大国而言，一般多用「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来解释他们的困境，也就是，他们因得天独厚，而变得安逸起来，失去了上进心，成为「二世祖」，以至无法更上一层楼。其中，由于挥霍无度，没把钱花在刀口上也是主因。除了资源诅咒论外，也有人提出了「后来者的诅咒」（Curse to the Late Comer）的说法。在中国，也有学者把其译为「后发劣势」，以便与「后发优势」对应。
满于现状，不思进取所谓后发（起）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也可称为「后起之益」，为俄裔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甲克龙（Gerschen Kron）在1950年代所提出，意指后发（起）的发展中或落后国，可因其相对落后的特殊地位，而拥有一些便利与益处，而不必像先行国或发达国那样「模着石头过河」。说白了，便是可借用先进国的现成经验、技术，引入资本等便利，而快速发展起来，可却又可能因此而忽略了根本的基础条件。
约言之，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少走了许多弯路，也可少缴学费，经由模仿前人或站在巨人的肩上快速崛起。历史地看，德国、日本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如新港台韩等，便是因懂得善用这个特殊的后起优势地位，而快速崛起的；但是，却也有更多的国家，因不懂得善用，而把后起优势劣化为后起劣势（dis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成了因小失大的牺牲品，也失去了崛起的大好时机。
众人皆知，失败为成功之母，可在现实中，也常见「成功为失败之母」，因成功而带来失败的例子。当代经营学中，便常提醒业者要以成功为诫，勿因为一时或某一阶段的成功，而导致长期或下一阶段的失败，如美国管理大师柯林斯（Jim Collins）的近着《当巨人倒下时》（When the Mighty Fall，2009），便是一本分析前期成功，导致后期垮下的企业专书。
「后起优势」之所以会劣化为「后起劣势」，便在于落后或发展中国家，要引入先进国的现成技术，资本等并不太难，也易于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若安于小成而自鸣得意，不再思进一步的开拓，便易掉入这成功模式的陷阱或舒适区（comfort
zone）而不能自拔。对依附性高的国家而言，若高度依附跨国公司取得高速增长的国家言，更会加深其依附性，而阻断了创新的意欲，如大马便是一例。
为私利阻挠改革
放眼世界，除了新加坡、香港外，很少有国家会经由高度依附外国企业而升级为高收入国的。更甚的是，在初期取得特权的企业，也常会因其既得权益地位，而阻断进一步的发展，如菲律宾与许多南美国家的实例。
在大马，国产车普腾也是一例；而许多政联公司，以及因政治关系取得特殊不当优势的企业，也会百般阻挠改革的深化。这显示出，仅止于模仿、引进现成的先进国的技术、资本等，虽可在初期取得速效，但是，若只安于这小成，而不去挑战本身的极限与潜能，反而会因此而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中。
日台韩新等能突破「后发劣势」，成功升级为高收入国，则因为他们缺乏天然资源，不得不抱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力争上游；更在制度与政策面做出可使本身享有可持续增长，升级的努力，如以科技与贸易立国。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孙和声 2011/0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