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馬，每一個駕駛人士，通常都有一則和交警打交道的故事。以我個人經驗，就不止一則了。
大馬的紅綠燈，很少有彈性化的“閃動”功能――紅綠燈一直閃著紅燈（或黃燈），開車人士來到路口時，可自行判斷沒有來車後，就往前駕駛。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常在深夜開車回家，在我居住社區的紅綠燈，是那種很笨拙切換著紅燈和綠燈的交通燈，通常一些沒有耐性的司機，會闖紅燈，然而在不遠處，常常會一位交警跳出來攔下他們。
我曾因為“搶黃燈”而遭暗夜執法的交警攔下來，“先生，你知道闖紅燈是罰300令吉的喔？”交警微笑問我。在以前，我會用很長的時間展開“談判”的過程，結果通常就只有兩種：領傳票，或不領傳票；不過這幾年，我會忍痛直接跳到“領傳票”的結果，並視之為一種“公民稅”，以強化自己的守法意識。
不過，如果在不久的將來，交警對我說，那張傳票不是300令吉，如果被控上庭之後，要罰嚇死人的2千令吉，我想我會退縮，“選擇”不去接領傳票，我相信大部份和我同屬低收入的公民，都負擔不起耗費近整個月的薪水，來付交通罰款。
雖然只要準時還罰單，數額還可以減少，但高達2千令吉的法庭罰款，會阻嚇我闖紅燈的衝動嗎？高額的交通罰款，真的減少交通違規，或是激勵了更多的交警上路去執法？
經濟學上，有一種叫做“錯誤誘因”的概念，意即政策制定者，原以為實施的政策可以減少某種不好的事發生，結果卻出現反效果。
舉例來說，沒有人會同情強姦犯，尤其當受害者是我們認識的人，單單用想的，我們就像把強姦犯碎屍萬段，那如果說，修改法令讓強姦犯不止判牢刑，更要判死刑，這好不好？有知識的立法者會告訴你，這樣做是不行的，強姦犯如果犯案時，知道罪行是死刑，他會想，反正強姦是死刑，殺人也是死刑，不如殺人滅口。這樣做不止保護不到女性，反而會助長姦殺案的上升。
在交通規劃上，錯誤誘因的例子也不少。墨西哥市是全世界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之一，在90年代，市政府為了減輕污染的情況，曾經落實”車牌號碼輪流開車制”，譬如車牌是奇數的車子，星期一、三、五才能上路，偶數車牌上路天數則是星期二、四、六。這個計劃好不好？乍看起來不錯，因為政府似乎減少了一半上路車子的數量。
但是久而久之，反效果浮現了。人民覺得此政策不方便，一些經濟能力過得去的家庭，買了第二部車，在不同的天數代步；一些家庭也延緩老舊車子的使用年限，或是購入殘舊的二手車應對，結果二手的排污問題更嚴重，最後空氣污染的問題變本加厲，沒多久，政府就放棄了這個計劃。
我國交通部推行高額罰款制，要著重宣導，如果讓人民的印象，是停留在一起交通違例事件上庭後，罰款額可能抵上一個月的國民平均所得，可以肯定的，這個案例必列入經濟學上錯誤誘因的例子中。
文章来源：星洲日報‧作者：植建成‧20120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