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6年赴台灣深造,唸了一年僑生大學先修班(僑大)才上大學。僑大招收的學生是全球各地的華裔子弟,大家雖說同一種語言,卻是腔調不一,詞彙還夾雜著不同當地語言及省籍方言。一年之後,我也漸漸能夠從一堆不同腔調的語言中,分辨出開口說話的那人來自哪個國家。語言作為一種溝通的工具,從來就不是障礙,也沒禁忌。
大學一年級後,我開始發覺自己一口奇腔怪調的中文(居鑾華語)漸漸成了不能說出口的話語,只要一開口,同學就知道你是僑生。在80年代後期的台灣,“僑生”的稱謂帶點貶意,指的是“撈”僑教政策好處,“溜”大專聯考後門,佔據大學名額,成績墊底,形象不佳的華裔學生,尤其是來自東南亞一帶。這樣的偏見在排僑的90年代開始達到最高峰,語言不僅無法達成良好的溝通,更不知何時成為一種禁忌,且帶有歧視他人身份的意味。
25年後我返回居鑾,日前出席一本書《蝠城遺事》的推介禮,整個儀式及下午茶敘全程都使用居鑾華語。我的家鄉居鑾是目前少數以華裔為主要族群的城市,雖然來自不同的原鄉,華裔都有各自的方言,然而彼此主要的溝通語言還是華語,大家各說各的腔調,漸漸的就發展出一套字句發音和原來漢語截然不同的特殊語言――居鑾華語。簡單來說,只要把漢語的發音通通轉為第三聲,而在夾雜的某些語句中保留原音及特殊的語言就是居鑾華語。舉個例子“我帶居鑾的貨去游水”,整句話全轉為第三聲,“居”必須保留原音,“貨”是當地的用語,有點類似混合了現在的“馬子”、“女友”、“辣妹”且有點輕浮挑逗的調調,he(漢語拼音)的音必須轉為fo第四音加一個尾音s(英語),游水即游泳(泛指在河流、溪水,而非公共泳池),也因為只有土生土長的居鑾人才曉得轉音的字句及特殊的介入語言,使居鑾華語成了特殊,饒富趣味,且帶有強烈認同意識的地方語言。
居鑾華語於二、三十年代開始,五、六十年代最為興盛,至今已有八十多年歷史,然而現今會說道地居鑾華語的大都是老居鑾,原因六、七十年代時,居鑾華語不知何故成了禁忌,學生不是被警告,就是記過,成年人也避之唯恐不及。一個強勢語言的發展必須有深厚的文化底子,經濟及政治力量的介入,兼且本身有極大無窮的包容性,但在長期的發展成長過程中,居鑾華語並沒有逐漸的被認可,轉為文字,並且文學化,支撐語言的力量純粹只是溝通的隨性及隨意,因而使得居鑾華語成了一種只是由漢語文字變異延伸出以不同方言(主要是客家腔調)為發音的語言,豐富了漢語的內容,自身卻漸漸走入歷史的軌跡。
《蝠城遺事》由居鑾文藝學會主席孫福盛先生主編,居鑾文藝學會出版,是在地人寫在地事的書,裡頭收錄了星洲日報資深記者林方正之文〈“居鑾華語”漫談〉,推介儀式由“居鑾之子”高教部副部長何國忠主持,也說居鑾華語,還特地請了3位道地居鑾人表演居鑾華語脫口秀,笑聲連連,掌聲不斷,是居鑾華社第一次把以往視為禁忌的居鑾華語收入書裡,搬上正式舞台來舉辦一場有關居鑾文史著作的推介活動,特別令人感動,也有無限感慨。
對照現今國家依然執意推行的單語政策,唯有拋去僵化刻板的思維,當語言不再是禁忌,人民才不會失去了欣賞語言多元化所帶來的精彩及美麗。
来源:星洲日報‧作者:廖宏強‧2012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