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大事慶祝辛亥革命100週年，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沒有辛亥革命的經驗，中國今天的崛起，可能要改寫。孫中山開創的民主與復興中華的偉大理想，經民國之後數十年複雜的曲折變化，終由孫中山的繼承者今日中國政權所實現了。
海外華社也舉行多種多樣的慶祝活動，因為“辛亥革命革一聲炮響，為海外華社帶來了現代華校”，影響至巨。東南亞各國的華人（包括馬來西亞）早已經融入當地社會，成為當地公民，經百年滄桑，中華文化與所在國的文化相互吸納，熔融出本土的、但又有別於祖籍國文化的新文化。
這種新形態的文化，在東南亞各國中，大馬華人文化是最令人矚目。所謂大馬華人保存了“最為完整的海外中華文化”，指的就是這種新文化。辛亥革命的烙印曾經極為明顯地刻印在20世紀初年的馬華文化之中，但今日，它的色彩早已淡化，或更正確地說，已深深地埋在多重的歷史沉澱之下，轉化為大馬華人文化、從而也是大馬多元文化的組成因素之一。
回顧19世紀末，隨錫礦與橡膠業的迅猛發展，馬來亞告別了封建社會，進入近代工商社會，也即是多元社會。華人從祖籍國隨身帶來的“三大法寶”——學校、會黨、神廟，也隨之現代化，應用白話文和國語（即華語）的現代華校，從舊式書塾中脫穎而出。經孫中山早期在我國的革命組織“（閱）書報社”，催生了適應於新經濟形態的新文化（現代學校）。早期南洋會黨的領袖與於今日的私會黨大不相同，他們在立定腳根和發跡之餘，不忘號召革命與創辦學校，而神廟卻成為創辦現代學校的所在。
經濟最早開發的霹靂近打河流域和雪蘭莪巴生河流域，集中了最早一批現代華校，決非偶然。舉例說，今天我們最早的3間華文中學——霹靂怡保育才（1907）和雪蘭莪尊孔（1906）、坤成（1908），都在這兩個錫礦中心。再就霹靂的情況而言，辛亥革命還催生了：紅毛丹達才華小（1910）、沙叻北興華華小（1910），安邦華小（1911）、崇華（1911）、華都牙也育群（1911）、金寶培元（1912）、和豐興中（1912）等。可以說，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現代華校。這些學校都深植了民主主義的根或精神，它們的模式成為此後遍地開花的現代華校的“先驅”，特別是在1920年反對英殖民政府《學校註冊條例》之後，華校的開辦與發展更為快速。
戰後，華校在抗拒單元主義的同時，堅定地進行了“馬來亞化”的進程，即從僑民學校過渡到公民學校。這一過渡，不但是文化形式的變化，更重要的是與時並進，華教正確地回答了歷史的挑戰，將自己晉陞到反對本土舊民主主義的範疇，與民族民主時潮相連接。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華校沒有50年代的第二次轉折，就不可能強化反對種族主義的免疫力，確保將華教運動進行到底。同樣的，沒有辛亥革命的深刻的影響，50年代的轉折是不可理解的。辛亥革命造就的民主主義是一條條主線，貫穿了華校的創辦、發展和轉化，雖然形態有所更替，但它必將是引導我們最終走出困境的指針。在此慶祝辛亥革命百年之時，也是我國時局瀕臨轉型的重要時刻，華教客觀地深入地總結我國國情下所特有的經驗教訓，是刻不容緩的。
文章来源：星洲日報‧作者：麥翔 2011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