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近幾年來最紅的字眼？相信「債」字肯定是入榜字眼。君不見，媒體均充滿了國債、歐債等，怎個債字得了。
本來，自二戰後以來，尤其是1970年代以來，債務息是與落後國家糾纏不清，以至於有些國際組織呼籲發達國，應削減甚至取消對落後債務國的各類欠債，以免長期扼殺了這些國家的生機與削貧努力。可沒想到，2008年金融海嘯後，債務危機竟然發生在某些發達國家，且迄今尚看不到明確的解決方案。
什麼是造成這個危機的主因？從近因來說，當然是金融危機引發的，可根本原因是什麼，不少市場的觀點認為，癥結在於過於寬大的社會福利；只有削減福利開支，提高退休年齡，提高養老金繳納稅，提高學費，減少養老金領取額，或把更多的免費，低收費的公共服務加以企業化，民營化、收費化等市場化手段，才是根本的處方。
無疑，在面對財政危機時，開源節流不失為根本的解方；只是，要如何或在什麼領域開源節流，則不僅僅是經濟效率的問題，也涉及了社會公平、社會一體感及可持續與否的事宜，而不宜單從市場化的手段來解決；實則，市場的觀點，也常是特定財團的觀點，是為某些特定財團、集團開財路的利益輸送手段。這些特殊利益集團，也常是問題的根源。從若干發達國的國債占GDP的百分比率變化來看，便可知社會福利根源說，是不全面的。
在一些國家，如英美兩國，國債率均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才急增的，其主因，則在於把私債轉為公債，即金融玩家賺了後，即入私人口袋，賠錢則由納稅人來抵債！這顯然是在搞「企業福利」（Corporate Welfare），而非人民福利；是在劫貧濟富，且是非常不公，有違常識的補貼金主而非人民的逆行，也難怪英美人民「造反有理」。
就歐洲幾個債務危機最嚴重的國家言，如意大利、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歐諸國言，他們皆有共同點，即腐敗程度均較西北歐諸國為高，且重關係多於實力，講人情多過法律的低透明度腐敗國。伸言之，他們的問題在於惡劣治理（Bad Governance），政官商勾結嚴重，逃稅、行賄普遍，更是缺乏問責的高腐敗、低效率國。
落實良治，提升產業結構
若不能撥亂反正，把惡劣治理轉為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提高問責程度與透明度，講究實績（Meritocracy），好好搞實業而非虛業，什麼紓困、緊急融資（Bail Out）、貶值、脫離歐元區、換政府等，均解決不了其癥結。以希臘為例，其產業層次不高，脫離歐元區並大幅度貶值本國貨幣，即使有助於振興旅遊業，卻對其他產品與服務產業助力不大；且若失去歐盟為後盾，其國債的利率也免不了會進一步狂升，甚至無人問津其國債，後果就是加速破產。
當然，也應看到，即便歐盟或國際貨幣基金（IMF）對其紓困或購買其國債，也只能暫緩危機，治標而不治本。治本之道便在於根本的體制，文化與結構性改革。說起來，這原是老問題，因為南歐諸國在治理方面，向來就遠遜於西北歐諸國，這也是何以在歐洲，長期存在南北差距之根本原因。
造成這個差距的主因，便在於良好治理與產業結構，而非福利開支；因為，荷蘭與北歐諸國的福利支出向來便高於南歐諸國，可北歐諸國的高稅率、高福利、高競爭力、高社會凝聚力並沒有垮掉；實則，不但沒有垮掉，反而是長期以來，在許多方面，如人類發展指數（HDI），透明度、競爭力、宜居度、幸福度、繁榮度在世界上均名列前矛。
荷蘭、北歐諸國、德國等國的實例顯示，經濟效率與社會公正，或自由與經濟平等，並不必然是天生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兩者間是可取得適度的、動態的平衡的。在南歐，由於體制相對腐敗，才導致福利被過度濫用。
就英美而言，問題則在於產業結構不合理，及過於放縱超大型企業，尤其是金融玩家，以至於有人認為，英美名為民主，實為企業金主統治國（Corpocracy，其中，又以美國的遊說團體（Lobbyist）與政治獻金為甚）；若不有效節制大企業與政客間的權錢交易，或調整產業結構（尤其是製造業的空洞化），這些國家的中產階層也將日趨萎縮，更會在其國內出現第三世界化的趨勢。實則，在美國，貧窮率便高達15％，為發達國之最。
對馬來西亞來說，債務危機的啟示在於，我們一定要搞好透明治理、問責、良好治理、法治、依法治國，黨政、黨企分家，大力肅貪，不可放縱道德危害，對不當行徑一定要追根究底，不可姑息養奸，更須提升人力素質與合理化產業結構；若不將是下一個希臘。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孫和聲 2011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