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有句名言：「哲學家只是給予世界不同的解釋，然而，重點是改變之。」此話對許多人而言，猶如暮鼓晨鐘，足用來喚醒那些只懂得「理論」，行動上卻「交白卷」者；或者借之諷刺、調侃、鄙夷那些光說不練，卻勤於批評、指點他人的評論界「名假」。
無論如何，嚴格來說，哲學之本旨，的確更偏向於解釋，而非行動。當然，除了馬氏自身，某些哲學家，如奧列里烏斯、馬基威利、莫爾、培根、羅素、薩特等，也非常活躍於政治、社會工作或運動，惟絕大部分哲學家都是偏「靜思型」，甚至「隱居型」的，如康德、尼采、維根斯坦等。要求哲學家——尤其西方傳統的哲學家像中國古代的「士」那樣汲汲於「立功」，乃至「捨身報國」，恐怕有點強求，若不是為難的話。
實際上，早於古希臘時代，畢達哥拉斯就曾表示：有3類人會去奧林匹克運動會，最低等的是去進行買賣以牟利者；中等的是去參與比賽，以爭取榮耀者；最高等的則只是去觀看，以反思和分析事件者。換言之，哲學家，就應當是那些得以抽離日常生活及其「不完美性」之干擾的「旁觀者」。如此態度於古希臘語境中並不罕見，事實上，源自希臘語的「理論」（theory）一詞，原本就帶有「觀看」（lookon）的意思。
古希臘知識界何以會對「現世」和由感官直接領受的「經驗」抱著比較否定的態度，或非畢氏一人的功勞，但他確是個奠基者。據亞里斯多德，畢達哥拉斯學派主張「一切皆『數』」，意謂宇宙和萬物均有其由數理原則（archas）所規定的「原型」（form）。如說凡間所看到的圓形物，其「圓性」就是由原型之圓所規定的。實際上，凡間不可能接觸到完美、真實的圓，人們只能通過思維活動而在觀念世界中領悟及掌握到終究之圓。
畢氏乃先於蘇格拉底者，所以他的學說或影響了蘇氏和柏拉圖，而眾所周知，柏氏乃理念論的圓熟者，其基本思路統領了直至20世紀的西方思想。西方形而上學的發達得歸功於理念論，而這又與科學的發展息息相關。15世紀文藝復興後的科學崛起，就與古典思維的復活有關。數理化之世界觀導致西方人產生了探索「宇宙原則」的興趣和信心，掀起了17世紀的科學革命。
著實說，馬克思的「入世」傾向乃有點「中國化」的。這或正是民國時代不少急於救國的中國知識分子，最終奔向馬克思主義的原因之一？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鄭庭河 20120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