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校教师，教的是政治与比较政治歷史。我对黑暗的宗教和政治暴力、人权侵害问题、抹杀歷史及其他卑鄙齷鹺的课题也有所涉猎。我教授的一切似乎全部交织成一幅数国经歷动荡变革的模糊幻象，仿佛预见：儘管我们周遭所见的语言、文化、宗教及种族互异，但世界各地的政治游戏似乎有它们的相似之处……
第一幕：年轻和年长一辈的梦想
如今，年轻一代是麻烦、棘手的一群，不饮水思源，不知何谓吃苦、努力及辛劳等等的说法似乎已成了老生常谈。埋怨年轻人的抱怨仿佛无穷无尽，而且往往是来自年长的一辈。
就某些方面而言，年长的一辈是那个千金一诺、充满希望的年代底下的產物。他们满怀希望开创一个新社会，建立一个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年轻时期，也就是1950年代，他们天真质朴地相信，也愿意去相信政治人物的承诺及各种口號、横幅及旗帜。他们以孩子般的单纯信念相信技术专家治国论者与政府官员的蓝图可以付诸於行，再加上一些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便能形成一个民族国家。
催生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大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及许多辉煌灿烂的新后殖民国家的，正是这些年长的一辈。那时他们稚气未脱，洋溢著青春自信。
如今，年长一辈的身体已老化，但他们仍保有一些我们早已丧失的信念。
反之，年轻一辈出生在一个不同的年代和世界。这是怀疑、败坏、幻灭的年代，昔日的平等主义已被现今的新社会经济等级制度所取代。在进入前殖民地主子的共同体后，我们设置了障碍，以便新富族可以阻挡其他下层社会想成为新富族的人进来。
在我研究过的国家——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当中，我无意中发现殖民和革命结束后，统治精英不外乎会实施新封建制度，完全无视於人民的质疑。我们在亚洲各地看到了新富族的常见特徵：住最大所的房子、开最大辆的汽车、从事最庸俗的消费，伴隨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最俗不可耐的交往。国家的一切愿景已经成了一则则悲哀、俗丽的笑话。
第二幕：政权的维护
亚洲多个国家的后殖民发展往往因笼络和庇护政治而成了维护政权的范例。
主角是那些一度兼容並包的媒介、国家政党及其政治精英，他们滔滔不绝地吹擂本身伟大的队伍及庞大的劳动力。然而，矛盾开始增加，“人民领袖”很快就成了“伟大的创造者”、“唯一的救世主”等等。对於领袖的狂热崇拜几乎已破坏了每一个后殖民的亚洲国家，伟大领袖体育馆般大的肖像，已到了一种不合逻辑的地步，权力和（財富）必须时刻获得展现。
在亚洲各地，神奇的魔力透过短讯和互联网得到施展，民粹主义统治精英扮演的角色与造物主、神明、史诗英雄及公务员的身份重叠。我们的政治活动经过策划，戏剧化且表演成份高，就连在电视上看到的示威也成了幕后操作的活动（见印尼，1974年、1997和98年等等）。摧毁圣地（阿富汗、印度等）及集体迫害当地人民以贏得选票，政治人物扮演著復仇罗摩或愤怒先知的角色。
笼络行为失败的时候，便召来巫师和祭司。看看许多由表面上是世俗主义但名望下跌的领袖（印度的英蒂拉甘地、巴基斯坦的阿里‧布托）领导的国家转向宗教，號召神职人员將宗教粉饰为平凡世俗的社会制度就知道。宗教暴力崛起（泰南、1999年至2003年的印尼）使每况愈下的安防行业有了重生的机会，军人走出了军营。
话说回来，这些暴力政权並未注意到，在封闭和狭隘主义下，它们被迫成了冷战的爪牙。正当其他恶劣的全球事件来到尾声时，它们扮演的小角色因此而变得多余（譬如：冷战过后的巴基斯坦、印尼、1989年后的菲律宾）。
第三幕：消费者的地狱天堂
我们听说亚洲再次陷入了危机（有哪个时候不是处於危机中？）。由於以资本为发展导向的关係，数十年来起著缓衝作用、自上而下的社会工程突然停滯不前，猜猜看是甚么原因？奇跡的年代过去了，我们以为会注入我国的外资竟然转投更朝气蓬勃（更便宜）的国家。透过笼络的方式收买潜在对手，以便能长时间掌握大权的政府，如今也认识到，没有连绵不绝的资本长河来灌溉经济，笼络的能力也会被削弱。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歷时数十年后，亚洲出现了许多大城市和特大都市（比方说，自1900年来，泗水在规模上扩大了50倍，但雅加达却只有2%的人口可以使用公共交通。城市已成了现代版的地狱），而生活在这些城市的年轻人都是焦躁不安、疲惫、心灰意冷及愤怒的一群。
眼下的情况似乎可以同一而论：古老的政权通常是由长者组成的。他们在面临社会环境迅速变化时拒绝让步。然而，他们曾在1970和80年代开创出本身的发展政策：新大专院校培养出新兴政治主体和主观思想，进而要求新变革。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以资本为导向的亚洲民主政体將会经歷民粹主义政治的抬头，民主的工具和程序被用以达致最不民主的目的：製造焦虑和道德恐慌（女性的解放、同性恋、叛教及异教徒等等），促使仇恨的情绪死灰復燃。（译：曾慧金）
文章来源：星洲日报‧作者：法立诺‧2012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