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章的主要目的不外兩點，敘述事實或表達意見。無論是哪一點，文章都應該寫得明明白白，讓人家看得懂，否則不是白說了嗎？
但是有些事，作者或不願說，或不能說，或不敢說，不說又心有未甘，或想留個歷史記錄甚麼的，於是遮遮掩掩，轉彎抹角。結果是，說了好像沒說，沒說卻又說了一點。那種“既怕別人看不懂，又怕別人看得懂”的尷尬為難，是寫文章的人最辛苦的事。
中國有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傳統，聖人又以“溫良恭儉讓”垂教後世，寫文章的人左支右絀、欲語還休，主因在此。
三國時代的李密，原仕蜀漢，晉武帝司馬炎為鞏固政權，拉攏前朝舊臣，召他為“太子洗馬”。李密寫了封信，說明他不能受官的苦衷，這就是有名的《陳情表》，入選為《古文觀止》的名篇之一。
李密說︰“……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全靠祖母劉氏把他撫養成人，現在祖母年邁，祖孫相依為命，怎可須臾離？司馬炎受了感動，同意他留在家裡，直到劉氏辭世才再召他入朝。
那句“舅奪母志”，就是“母親原意守節，但舅父強迫她改嫁”的意思。照李密所說，他出生6個月父親就過世了，古人早婚，尤其女性，李密母親當時年齡也許只有十六七歲，怎可守寡一輩子？在今天看來，她改嫁是天經地義，但在那個年代，改嫁是不光榮、辱門楣的事。李密想來是不願講的，但不講就接不上祖母劉氏含辛茹苦撫養他的情節。不能不說，但又不能說得太白，“舅奪母志”就成了為親者諱的千古名句。
為賢者諱則是一種寬諒的品德，是與人為善的情操，向來受中國文人的尊重與信守。史家蔣廷黻說，林則徐廣州禁煙，幸虧朝廷把他貶謫，否則戰事一起，他可能就是“海上甦武”葉名琛。據今天某些史家看，林則徐當年禁煙，可以做得更周到、完善一些，但他是“民族英雄”，大家就不加深論了。
其實，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還比較容易處理，最難的是為尊者諱。所謂尊者，多指在上位的人，也就是有權有勢之人。如不諱親者，不諱賢者，最多於心不安、受人批評而已。但不諱尊者，輕則關係職務、收入、仕途，重則有牢獄之災、殺身之禍，那就非同小可了。
但有那些是非心、使命感特別強的人，像《知識分子論》作者薩依德教授一樣，認定“知識分子應向有權者說實話”。可是現實環境不準說得太清楚啊，那就委婉一點，“巧言令色”一點，能說多少是多少吧！
為尊者諱那種“既怕看不懂，又怕看得懂”的苦楚，比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情境又不可同日而語了。
今人總以為，古代皇帝專制獨裁，沒有人敢不為尊者諱，說他們的不是，其實並不盡然。古代有一種史官，職掌“起居注”，專門記載皇帝的言行，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盡職的史官很多。唐太宗時，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管起居注。有一天太宗問他，起居注都記些啥事，我能看看嗎？褚遂良回答，起居注記人君言行，好的壞的都記，好使皇帝不敢為非作歹。它是留給後人看的，皇上不能看。太宗追問︰“朕有不善，卿必記耶？”褚遂良回答很干脆，職責所在，怎能不記？君臣對話如此，已經很僵了。不料黃門侍郎劉洎又在旁邊插嘴︰“人君有過，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居上位者必須有此認識︰不讓今人說實話，後人也必然會說出來，因為“天下之人皆記之矣”。敬畏歷史的領袖，必得為“明君”，方受史家肯定。
文章来源：星洲日報‧作者：張作錦‧20120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