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辦更多大學，才能培養更多人才，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不少政府陷入這種迷思。
開放高等教育政策，是兩面刃，開辦更多大學，的確可以讓更多年輕人有機會接受高深教育，培養更多人才，只不過，一旦全民皆大學生的年代降臨，素質問題卻被放大：這些人才能否為企業、國家所用？
台灣面對大學生過剩、人手不符合市場需求問題，中國也相同，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國的高教領域，也步它們的后塵，陷入同樣問題。
中國的高學歷高失業趨勢，越來越嚴竣，為大學生找工，己經演變成全民任務。
開辦更多大學、讓高教鬆綁，不是台灣才有，中國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走上這條路。
上個世紀90年代，為了培訓有素質、熟練的廣大勞動階層，中國中央政府決定開放高教、鼓勵民辦大學，讓更多人有機會上大學，習得一技之長。
在政府大力鼓吹各院校興建新校區下，中國各院校投資了約1000億美元（約3400億令吉）用來建設新校區，一棟棟高樓和豪華大學拔地而起，大廣招，變成大辦學，中國高教進入“大躍進”時代。
許多高考落選的高中生，得以進入大學，這批人，成為私立大學主要收入來源。
2007年，中國大學在校生高達2700萬人，取得全球第一，高等教育入學率達23%，在一些省市，如廣東省，去年的高教普及率已達78%，高教普及化已不是口號，早已落實。
在過去10年來，中國大學的招生人數以每年30%升幅遞增，原本校方打的如意算盤是新生人數多，收入增加，可以用來償還擴充校區的貸款，但算盤打不響，還因為競爭劇烈，數百所私立大學紛紛背負沉重債務。
為了還債，一些大學根本顧不上教學品質，淪為文憑製造廠，降低新生錄取率，新生入學試滿分為七百多分，只要考到200分，也就可以入學了。
新生素質差，講師和教授也好不到那裡，教學品質低落，例如電腦系畢業的學生，大學文憑可能來自某中醫藥類大學，學生在人滿為患、設備差勁、材料不足的情況下修完學位，本該讀4年的課程，卻只讀三年，最后一年稱為實習年，實際上卻是提早讓學生畢業，說是讓他們在企業實習，最終目的是順便找工。
大學生找工僧多粥少
在僧多粥少情況下，中國許多大學生不介意工資少，只要能夠維持生活費就夠了，大學生高收入的神話破滅。
如果說，中國政府開放大學的目的是為了培養高素質的勞動階層的話，這個目標註定無法落實，大學反而被許多年輕人視為從藍領階段轉為白領的好機會，一些大學還特別設立英文、旅遊、行政、新聞和法律科系來吸引學生。
這些科系成本較低，不需要特別提供什么設備，迎合了年輕人欲從事白領工作的心理。
近年來，中國高學歷高失業率問題也不新鮮，去年560萬名大學畢業生當中，還有三分之一仍在尋覓工作，今年又有630萬大軍，殺抵勞動市場，令大學生就業問題更為嚴竣。
如何為這些大學生找一份工作，不但是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務，已演變成全民任務，政府甚至下令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門，為了穩定局勢，聘請更多大學畢業生，但仍是僧多粥少。
過度商業化導致破產
隨著新生人口下跌，以及老齡化社會到來，全球大學未來不可避免的問題：越來越多大學，搶越來越少的新生。
在大學教育一片亂象中，有人喊出大學應該破產的口號，他們認為，把素質不良、僅剩下表面華麗大衣的大學從市場剔除，對國家、社會都是好事，只有那些該破產的大學破產了，留下那些好的大學，才能促進中國大學教育發展，一改當前亂象。
說到底，大學之所以會破產，不全然是欠債問題，也不是少子化政策所致，而是過度商業化的產物，“無能辦學”、“無條件辦學”、“無法辦學”、“亂亂辦學”、“向錢辦學”、“違規辦學”等一連串原因。
不論是中國大學，或是海外其他大學，它們的素質和聲譽，早已透支，除了少數老牌大學，大部分國家或是國際名牌大學，已失了它們的名牌效應和名牌價值；一些個別領域的專家，成為講座會吸金專家；一些官員和企業大老板混入神聖學府，爭戴研究生、博士生的帽子，他們不懂研究，只用大把錢買下博士帽，導致研究生、博士生泡沫化。
在中國，有權授予博士學位的大學有365所，而全球擁有最好和最多的研究型大學的美國，卻只有253間。
大學，是人才搖籃手，老百姓普遍抱著，衣可以少穿、飯可以少吃，卻不能不讓子女受教育的想法，讓孩子讀大學，是許多家長的目標；對年輕人而言，進大學，也是他們一輩子的夢想，但現實卻是私立大學爭相崛起，廣招學生，形成惡性競爭，拉低了教學和學生素質，十多年來的惡性循環，造成培育人才的大學反而衍生了一連串社會問題，而大學也因為欠債累累陷入破產危機。
人口減少大學過剩
歐美政府常年撥款給大學充經費，但大學管理局還是要自行籌措不足的經費，一些知名度高的大學，科研項目是重要經費來源。
全世界大學，無法不面對的殘酷現實是人口減少、未來就讀人口縮減的問題。
這種現象在台灣並不陌生，人口出生率下跌，原本面對過剩問題的各級大學招生壓力更大，先是私立高中職業學校招生不足，接著下來是技術學校，去年更有10間私立大學招生率不足，算是破天荒的頭一遭。
國內學生不足，只有把目標轉向海外，許多台灣大學有意赴中國開辦高級企管課程如EMBA，但台灣政府遲遲不肯開綠燈，反而是中國名牌大學來台灣搶人，台灣年輕學子去中國讀大學已蔚成一股新潮流。
無論如何，由于中文不是國際語言，與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新加坡等大學比較，台灣在爭取海外留學生這一塊並不容易。
相同的，中國大學未來也面對少子化、人口老化的問題，估計在未來10年內，中國18歲至22歲之間的人口將減少400萬人，屆時，那些經營不善、名聲不佳、沒有特色的民辦大學、私人院校，將被淘汰。
預料，全球大學過剩問題，在未來幾年內更明顯。
大學管理層自行拔款
大學泡沫化，造成大學文憑不值錢、大學生乏人問津，畢業等于失業，企業只對部分公立大學畢業生有信心。
如何減輕政府財務負擔，又能為國家培養有素質人才，一向是全世界高教共同問題，也是高教趨于商業化的原因。
高等教育經營從來不是易事，各國政府年年高教撥款都是數以十億元計，但最多只佔大學辦校經費的一半，要生存下去，大學管理層必須自行籌款。
相較于亞洲國家，看看推行高教普及化政策的歐美國家，如何經營它們的高等教育。
美國
儘管美國的大學過度商業化惹人垢病，但在籌集經費方面，它仍有一套制度。美國公立大學一半經費來自政府撥款，根據各校科學研究水平而決定撥款數額，另外有關當局也大規模招收海外留學生，留學生學費是美國大學紓解辦校經費的重要管道，每年為美國帶來上百億美元外匯。
發行債券也是美國大學籌資方法之一，多用在大型建設項目。名牌大學還可以利用科學研究來賺取經費，在研究基礎強、設備良好的大學，已是普遍現象。
對外募捐是另一個重要集資管道，美國大學不但特別成立募捐部，專司找人捐款，一些大學董事更是金主，大學是否委任他擔任董事，胥視他能為大學籌募多大財富。
歐洲
大多歐洲國家高等教育仍是依賴政府年度撥款，不管是私立還是公立，年年都有數額不一的撥款。這些撥款多用在教職員工資上，除了法國，大部分教師都是由政府直接任命和支付薪水。
為了鼓勵科研，多國政府把教學撥款和科研撥款分開，教學撥款視學生和員工數目而定，科研撥款視大學表現而定，通常由國家特定科研委員會負責。
也有政府另外撥款給表現優異的大學，獎掖它們學術上的卓越表現。
儘管如此，政府常年撥款仍不足以維持大學營運，許多大學通過提高學費、自主經營、向社會和企業提供服務、募捐等方式，自行籌備不足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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