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对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没有兴趣，相反的，世界却对我们感到兴趣，这现象总是令我迷惑。我刚参加布鲁塞尔的对话会回来，在那里受邀向欧洲联盟的外交官讲述宗教在我国决策中的角色。
现在，你也许疑惑他们为什么要求我讲这个课题，而不是找一个政府官员来讲。我真的说不出原因，只能说来自印尼和学术界的其他主讲人，也都不是政府的人。我假定其中的理由是，对于政府的观点，这些外交官可以轻易地前往我们最近的大使馆，不过，如果要知道比较全面的情况，他们就需要去问非政府的人。
无论如何，我们的外交官也受邀参加这些对话，他们可以在讨论中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不要纯做公关工作
当我们去外国主讲时，总会面对如何处理讲述你自己的国家的问题。一方面，你不要纯粹做公关工作，讲一切都美好完善；另一方面，你也不要做诋毁的事，因为相对地说，我们的情况比大部分国家都好。唯一的处理方式，就是提出事实来分析，提供关于它们对人民的影响的一些意义。
例如，我们可以原原本本地谈论关于我们的法律；或者，我们可以谈论它们对人民的影响，如果是惩罚性的，法律如何约束人民的行为、窒息创造性，有时候甚至引起不必要的苦难；我们可以从性别的角度来探讨，看看法律如何可能不同地影响男人和女人，只因为男人和女人以不同的方式过生活；或者，我们可以展现被边缘化的人们，由于贫穷或者缺乏知识，获得法律公义的途径非常少。
海外演讲需要风格
一些人认为，在向外国人演讲时，我们应该只呈现我国的良好形象，绝对不应当众家丑外扬。
我不肯定在呈现国家最美好形象方面，只讲好的一面是必要的。有一点，在这些圈子里，外国人常常已经知道马来西亚的一些事情，因此，当你描绘得太美好时，他们会知道；如果他们问你棘手的问题，回答时结结巴巴的，就使你显得更糟。这其实是关于你如何参与像这样的对话，以及你是否能冷静沉着地回答困难的问题，真正使人信服你了解你的课题。他们也许不同意你的意见，不过，他们可以尊敬你。
多年来，我曾在海外看过我国的糟透的，以及杰出的主讲人；一些是政府官员，一些来自非政府领域。我明白公开演说是如何困难，不过，在领导地位的人应该习惯这样做。唯一的不同是，了解在海外演说所需要的风格，跟国内的不同。
这不是关于在海外给人不同于在国内的印象，不过，知道你常常是向比国内更有见识的观众演讲，是重要的。举个例子，你就是不能认真地告诉海外的群众，水瓶和盐就是企图政变的证据。他们会对我们部长级精英人物的水平感到疑惑。
不能利用大马逻辑
我们也不能在海外利用没有确实根据的马来西亚逻辑来解释事情。或者马来西亚的特殊性——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的辩解，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因此是有不同的。比如，想像告诉法国人，他们的法律对我们没什么重要。他们可能正直地问，我们认为自己到底是谁？
在新闻立即上载到全球观众面前的这些日子里，难以假装我国四周有一道无形的边界，划分出我们在国内外演讲的方式。
在世界另一边对马来西亚有兴趣的人，已在事情发生的数秒钟内，完全知道我们的胜利与悲剧。他们没有义务同意我们做的一切，我们处理事情时，不应该当作他们有这样的义务。毕竟我们也没有义务赞同他们。
不过，如果我们不必如此常常为我们的领袖所说的、做的羞惭地低下头来的话，这将使生活比较容易过得多。我们都要为马来西亚感到骄傲。不过，有时候是困难的。
（葆丛译）
来源：南洋商报 作者: 玛丽娜·马哈迪 20120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