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家發展，許多研究者都分之為三期：上古至中古，集成創發於孔孟，貌盛實衰於漢唐，是第一期；中古至近代，談心論性於宋明，研經失道於乾嘉，是第二期；清末以來，某些學人遠襲佛學近師西哲以大講孔孟之心，號稱可以「開出科學」、「轉出民主」，以冀更新儒學，甚至「救西方基督教文明之弊」，就是第三期的「現代新儒家」了。
現代新儒學諸家之興，基於三大因素：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向來被稱和自許為「四民之首」的知識分子？晚清以來，政昏國亂、飽學深思之士，為國族憂前途，為文化尋出路，一也。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豐富燦爛，文史哲學者特別熟悉而倍加眷戀，對孔孟以下，德學俱高之歷代哲人，尤深敬慕，於是美化，甚至神化。二也。
第三是清以來，西方文化浪潮，洶湧激蕩，震撼中華，其兩大基源：希臘之崇智尚力，希伯來之貴信尊神，對中國傳統學者來說，都是引起懷疑抗拒的「異質文化」。尤其是千百年來西人共尊的基督教義，人類原罪、因信稱義、三一真神道成肉身以救贖，與中華三教以自力心性為能源，以行為功德為積善，其聖者（以至祖先）可以肉身成道加入眾神之列……等等信仰，可謂枘鑿矛盾。明末清初耶穌會努力妥協，終不免有禮儀之爭而卒至禁教。鴉片戰爭前夕，基督教第四度入華，不幸與殖民帝國侵略糾纏不清。
另一方面，作為西方文化反動而以「唯物」、「無神」為教的共產主義，其信奉者亦趁此時機爭奪人心，利用民族感情努力攻擊，於是基督信仰為「洋教」的惡諡，深入人心。至於一般西人種族驕傲，輕藐中華文化，恃勢貪財等等弊病，西教士亦非盡能避免，稍有民族自尊，文化自豪之人，都覺難堪，何況宗師學者？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之間，八年抗戰甫完，國共內戰又起，大陸迅速易手，逃難流亡的尊儒學人，處風雨飄搖、危疑震撼之世，他們離避的新政權，左傾盲動，醜詆傳統，攻擊儒家；他們所託庇的港、台、海外，又是不知中國文化為何物的西人所主宰的世界，於是，以孤臣孽子之心，抱興滅繼絕之志，就成為宗教的文化信仰。現代新儒家於是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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