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面面俱圆的，只能儘量从多数人和长远利益出发。
就像国行今年初落实的“负责任贷款指南”，由於国民一直以来的举债项目主要以房贷和车贷为主，因此此举难免会遭致相关业者的剧烈反弹。
日前普腾经销商协会就针对上述指南展开猛烈抨击，声称高达70%的车贷申请因而被拒。早前大马汽车商公会则宣称，今年1月份的新车销售因此下降了25%。
除此，我们也常常听闻许多房屋发展和汽车销售业者高谈本身的一套“特殊经济发展原理”，既认为多买房和买车能够促进国家经济成长，所以认为政府不应在金融体系的贷款方面作出诸多限制。
但我不禁要问的是，若这种整体国民高度举债买车、买屋的现象不加以控制，除了使到发展商和车商赚得盆满砵满以外，到底如何提昇国家经济发展？
若国民的拥车率可以作为国家繁荣指標，那么新加坡等大部份仰赖公共交通多於私家车代步的先进国国民，经济发展岂不是远远落后於大马？
无可否认，房屋发展和汽车销售乃国家经济领域的重要一环，但却也不是全部。
除了照顾4千多名普腾销售顾问、30万名汽车业员工，以及无数的房屋业者的饭碗以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根据檳州消费人协会早前公佈的数据，当前大马家庭的债务比率，几乎佔了可支配收入的一半，我国家债率甚至超越美国和新加坡躋身世界前列，使到国民一旦面对任何紧急事务和负担，就会隨时陷入令人担忧的经济困境。
更重要的，与其说国行的这项“负责任贷款指南”太苛刻，不如说是以往的房贷、车贷机制太宽鬆了。
例如，以每月总收入1千600令吉，或净收入800令吉，作为银行批准购买国產车的贷款条件，真得很过份吗？当前最便宜的国產车车价动輒也至少需要大约3万令吉了。反之，真正令人不安的，是过去某些国產车代理所推出的0%头期的诱人优惠，使到即便完全没有购买力的客户，也能在一分钱也不需要付的情况下轻易出车。
当然，作为一个有远见的负责任政府，凡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除了適度控制国民的贷款举债以外，也要顾及相关政策推行后的影响层面，真正从源头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
例如在汽车业领域，当局应该探討的是，国產车的保护政策是否还需要执意坚持下去？为何不能减低高昂的入口税，让国民享有廉宜的外国车价？还有，对於那些无法购车的平民百姓，当局除了一味促销远在天边的捷运计划以外，有否曾著手改善近在眼前管理得一团糟的巴士、德士或火车等公交系统，让大家在“行”方面有更多选择？
同样的在房產领域，当局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设法减少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审批弊端、逐步减少僵化的土著固打制，或减低工程原料的入口税，避免我国房產陷入泡沫化危机；而不是反其道而行推出组屋特別贷款计划，带领人民跟风炒楼进行投机性投资，还要把人民的公积金当赌注，借贷给早已列入黑名单的组屋租户。
除此，国民家债居高不下的另一罪魁祸首，则是自马哈迪时代开始展开的私营化计划，导致原本许多理应由政府负责、通过人民税收买单的基建发展领域，如道路、水电、排污、通讯等，都一一被割捨予私人界。此举不但无法达致原本初衷，既提高相关领域的服务效率和素质，反而弄巧反拙，降低了政府对人民的问责和责任感，更关键的是使到人民在各生活领域面对各种百上加斤的额外沉重负担。
文章来源：星洲日报‧作者：吴健南‧20120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