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打民联州议员助理索取拨款回扣风波，似有越闹越大之势，日前双溪大年又有华团出面，指证该区有数社区因拒绝给付三成回扣，以致有关拨款在宣佈將近一年后的今天，仍未交到社团手中。这个讯息虽令人震惊，但不令人意外，因为长期来索取回扣已经成为官场的潜规则，就连学校拨款也不能倖免。
贪污腐败风气的形成，根源在於社会未走向法治之道；贪污腐败之未能有效遏止或消除，原因就在於没有健全的法制。法治的社会，是一切依法行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政府和个人的行为受法律制约，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一些州属政治与经济特权氾滥，一方面是执政党处於执政地位，把它置於国家和宪法之上，党比法大，权比法大，权力缺乏有效的法律和监管机制约束；另一方面，很多担任党政职务的民意代表，利用自身的权势和关係网经商谋利，成为富得最容易的一群，他们虽然不涉及贪污勒索，但毫无疑问是享有实质的特权。既然有法律之外的特权与特权阶层，必然有“上樑不正下樑歪效应”，腐败现象怎能消除？各州政府如有决心全面肃贪，建立廉洁的公务体系，必须先从法律制约的权力著手，割除特权这颗腐败的毒瘤。
一般民眾对政府的印象，是建立在与官员直接接触之后所推论出来的，如果收回扣確是官场普遍现象，那就要彻底根除这种收取贿赂的积习。
民意代表及官员腐败日益蔓延的另一原因，是有法不依，执法的力量薄弱。所谓有法不依有两个涵义：一是政府早已颁佈惩治贪污和瀆职的法律，但长期来援引法律追究刑责的比率很小，现在被判重刑的贪污犯，绝大多数是芝麻小官，大贪污犯反而容易侥倖脱身；二是中央与各州政府並未认真落实反腐败的法令。
上述腐败能否有效整治，还关连到有无独立的廉政体制。政府若有根治贪污腐败的决心，应吸纳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全面建立廉政体制，首先是公务员的財產或利益关係申报制。在香港、新加坡，公务员的非份之財会受廉政单位调查，韩国、台湾也实施“阳光法案”，高级公务员的財產包括太太的珠宝都在媒体下曝光。为取信於民，政府应实施財產或利益关係申报制，这是对廉洁自律公务员最公平的制度，也最有效打击贪污腐败。只要建立申报制，不仅国內贪官污吏可以查出来，把赃款转移到国外者也逃不了，最终可追回部份財物以充实国库，也必能在民眾中树立廉洁的形象，挽救公信力的危机。
但必须强调的是：单凭严刑峻法並不足以消灭贪污。中国歷史上惩贪最严者莫过於明朝。根据《二十二史札记》：“明祖严於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剥皮囊草”，而有明一朝，贪污纳贿之风却始终未尝稍敛。换言之，要根绝贪瀆，不能单凭严刑峻法，必须从制度的层次来加以分析。如果社会制度中缺乏一股可以不时监督政府运作的制衡力量，让官员的贪污行为形成制度化而发展成为一种潜规则，贪污之风便很难戢止。
我们可以用民意代表索取回扣，来说明甚么叫做贪污行为的制度化。地方社团通过民意代表向政府申请拨款，民意代表直接或间接向有关社团要求一成至四成的回扣。按理说，这整套作业程序一旦变成规矩，许多人便会有所风闻，只要政府决心彻查，应当不难掌握情况。然而有些人或者碍於情面，或各另有顾忌，往往不便採取行动，而肃贪单位也只能“奉命行事”。久而久之，惩办贪污便很容易流於“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之事，而贪墨之徒投机之心一生，贪瀆之风便难以戢止了。
目前吉打州议员助理索回扣事件已形成各说各话的局面，在州议会制衡功能不彰的情况下，也只能仰赖行政首长痛下决心来遏止贪风。然而，我们希望大家能从制度的层次来分析贪污问题，一方面加速议会的新陈代谢，一方面全力消灭贿选，让更多的清廉刚正之士进入议会，让议会充份发挥监督政府的制衡功能。总之，民意代表索取回扣就是贪污，贪污不能根除，不但是政府的耻辱，也是全体国民的耻辱！
文章来源：星洲日报社论 20120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