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美國，有關貧富差距的爭論日趨激烈。奧巴馬總統說要加「富人稅」；共和黨則說，奧巴馬在散播「階級仇恨」。可以預見，這課題將是今年美國大選的火爆問題。說起來，在中國、韓國、台灣、馬來西亞，這課題也日趨尖銳化，是個頗具普遍性的爭議。
就美國來說，早在1990年代，收入與財富差距擴大化的爭論便已頗流行。不少學者認為，從1970年代起，美國的「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便日趨僵化，以致下層民眾要向上流動的機會日益減少；只是，隨著新經濟的出現，及低利率長期化，消費信貸的便利化等，遂掩飾了問題的嚴重性；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方難以掩飾。伸言之，資產升值等貨幣幻覺誤了美國人。
就其起因而言，可分為公共政策與非公共政策兩方面。就公共政策言，自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興盛以來，美國政府大搞放寬管制、減稅、減少公共服務的支出與素質，盡可能把公共服務「外包」給私人企業，甚至是削減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 Tax）與暫停遺產稅等。這些措施也被「供方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y）所合理化，認為有助於刺激經濟增長與創造就業。伸言之，是種用釋放個人或企業誘因（Incentive），激勵個人與企業動力的手段。
非公共政策方面，較流行的說法是，都是全球化惹的禍。因為科技的進步，運輸與通信成本的遞減等，大大加速了工作機會流失到成本較低廉的國家。此外，日趨激烈的競爭，也迫使企業變得更注重實力、效率與實利，進而變得越來越「無祖國化」。易言之，太過執著於國籍的企業，將因自縛手腳，而被更無祖國，更懂得利用全球各地優勢的企業所擊敗。
另外，科技的進步，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精簡人力化」（Labor-Saving），使對人力的需求遞減。其他的說法則包括，企業高層不擇手段自肥，動不動就用裁員手段來推高股價，或為自己設定高薪、高花紅；金融家、銀行更專注於不具生產性的「虛業」而非「實業」；低層次的服務業佔經濟百分比過高；企業用人日趨短期化，愛用短期合約工人，而非長期員工，如有25％的美國人所謂的短期工人（temps）；有人甚至用「沃爾馬化」（"Wal-Martization"）來形容就業的低薪資化與不穩定化，如大賣場沃爾馬日日低價的結果，就是僱員的低薪資、低福利化。
對這種現象，不同人有不同的見解有人認為，問題的核心不是減稅，而是教育與技能培訓政策的失敗；問題突顯了是美國的教育與培訓出了問題，如課程內容，產業與學校失配等。只要不解決這核心問題，單是向富人開刀徒高稅，只會導致美國失去活力，使國家的優勢，如科技、人才，與創意、創新力進一步流失，結果將是美國的「均貧化」，而非「均富化」。
另外，也有人認為，美國的貧窮率雖高達15％，可這些所謂窮困人土，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生活困苦，他們中有許多擁有汽車與各類耐用消費品。是以，他們不應與富人亂比，而應有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自知之明。更何況，富人賺更多，也會付更多的稅（儘管稅率降低了），進而惠及窮人。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 孫和聲 2012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