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学家，亦是客家研究开创者罗香林教授，客家有5期的民族大迁移，第5期在清代，可细分为多次。如果说在第5期最后一次迁移潮之前，客家人是上山的，那最后一次移潮则可说是下海。在国內是搬向海边，在国外是移向海洋，远赴中南北美洲——东南亚海边或海岛。叶亚来是客家人下海的其中一个具体表现。
客家人来自中国的山区，必爭的是水源，下海以后，亦聚居於有水源的地方，叶亚来当了甲必丹以后，亦选择了巴生河与鹅嘜河交匯之处，马来人称为河口（Kuala），客家人呼之曰滥巴（Lampa），合而为一，便成吉隆坡（Kuala Lumpur）一名，开埠后更加一“坡”字。
客家人最重组织，在中国家乡，早有公司一词，是地区自治单位，包含管理、自卫、裁决、祭祀、经营等功能。由罗芳伯创立的，婆罗洲的兰芳公司，再將它扩展为兰芳大总制，有国家的规模，亦有主权的含义。叶亚来当了甲必丹以后，亦於1864年成立惠州公司，但只到此为止，因此日后华人在吉隆坡，比起兰芳大总制，有更多更长的生存空间，道理是甚么？
兰芳大总制企图拥有主治两权，並向中国皇帝表示效忠。在吉隆坡，是英国人佔领，主权属英国人，但为了方便管制，各地的苏丹，仍有名义上的治权，至於下面作为甲必丹的叶亚来，虽然只剩下个別的治权，但对辖下的地区，仍负责实质的管制，与经济的经营。在这条界线上，叶亚来看得很清楚，亦分得很清楚，使当时的客家人，与日后其它方言系统的华人，可以安居乐业。
俗语有云，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福人佔埠。下海的客家人，是开荒与採矿的能手，因此吉隆坡的基础建立起来。客家人最敬神灵，在婆罗洲是拜关帝，在檳城是拜大伯公，在吉隆坡，叶亚来建了仙四师爷庙，作为吉隆坡的保护神；客家人最重教育，兰芳大总制內偏设学塾，叶亚来亦於1884年，设有马来亚首间私塾；客家人最讲自卫，因此叶亚来成立武装力量，当然亦像兰芳大总制一样，有秘密会社的成份，中国天地会的成员跟教客家人的下海南下，但叶亚来的武装力量，是自卫的性质，对当地的治安，是有正面的作用的。
有自卫到互助，是客家人组织下海后的变型，叶亚来的惠州公司，是细分的地缘组织，檳城的嘉应会馆的前身，是早於1801年成立的仁和公司，因此华人最早的地缘组织，是由客家人开始的，除了福利工作以外，还包括教育、宗教、文化等功能。马六甲与新加坡的应和会馆，分別成立於1821年及1823年，后者且是今日仍然运作的新加坡最早地缘组织，雪隆的嘉应会馆，则於1902年成立，1912年有阅书报社，1917年设中国学校，1982年更筹建嘉应学校。
最后是综合性地缘组织的完成，1929年有南洋客属总会的成立，是各方言系统的首次，而其后雪隆嘉应会馆亦筹组雪隆客属总会，今日的开枝散叶，亦根源於叶亚来的开创。
文章来源：星洲日报‧作者：黄康显‧2010.08.02
作者为香港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0年8月7日举行的甲必丹叶亚来国际学术研討会论文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