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人民普遍對和平集會法案持有負面看法，總檢察長阿都干尼表示無法理解。因為當局制定法案前，曾參考了多個國家，包括在人權擁有良好記錄的澳洲的法令，也幾乎是完全採用有關法令內容，因此照理人民應該滿意和接受這項法案。
事實上，阿都干尼的“無法理解”，也是我國許多領導人心中的疑問。因為他們自認已經做得還不錯的事，卻不知為何仍然無法得到民眾的支持和肯定。
當政者與民眾認知出現差距的情況，史不絕書。例如清朝末年，當政者經歷各種內憂外患後，終於在1906年下詔“預備立憲”，並於1908年宣佈“九年後實行立憲”。過後更由於輿論壓力，於1910年11月宣佈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為5年，並宣佈召開國會之前，先設責任內閣。
然而，這個在1911年5月8日成立的內閣，逾半成員都是滿清皇族或與滿人，不但被譏為“皇族內閣”，也引起更多不滿，認為清朝政府沒有誠意實行憲政，間接促成同年10月的武昌起義，並導致清朝政府垮台。
當時清朝政府已經意識到改革是必要的，因此在下詔“預備立憲”之前，還派了5大臣到歐美各國考察憲政制度，擇優而用，因此照理而言，人民應該滿意和接受這些改革措施。但是一系列改革措施出台之後，民眾的反應卻是惡評如潮。
有人說：“民意如水，宜疏不宜堵。”集會與表達意見，正是展現民意的一種方式，也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力。
但是一般認為，相對於現有的法律，和平集會法案不但沒有更有效的疏導民意，其條文所展現的，反而是處處防、處處堵的思維。這樣的思維與法條，即使在形式或象徵意義上，都無法達到改善執政當局形象的效用。
套用唐代名臣魏徵的名言：“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不明此理而試圖以舟堵水，後果可知。
文章来源：星洲日報‧作者：蘇俊翔‧2011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