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納吉在8月15日透露，政府將「檢討媒體檢查制度」之後，執政黨人、主流媒體和御用文人競相表態逢迎唱好－－例如馬華公會總會長蔡細歷、馬來西亞新聞學院（Malaysian Press Institute，MPI）主席阿茲曼烏江、馬大媒體研究系主任阿茲莎韓查；世華媒體集團更在8月18日的《星洲日報》和8月19日的《南洋商報》重複刊登星洲媒體集團編務總監劉鑒銓之鴻文，大讚「此舉無疑是跨出了前進的一大步，亦將解除一些無視當今世界現實的公務員加諸於媒體的枷鎖」。
怠於思考者以為，我國媒體和閱聽人就快迎來「新聞自由之春」；但稍加思考納吉的言論，必將知道實情並非如此。本文從兩個角度檢驗「檢討媒體審查制度」之說是進步抑或倒退：首先是「檢討」之說心意為何，其次是「審查」之定義及其「替代方案」為何。
幾家中英文媒體的報道都相去不遠，政府意欲「檢討」媒體檢查制度，乃有感於其手法「不再有效率」（no longer effective）或「不效率」（ineffective）；這里所謂的「不效率」，乃意指要外國報刊將部分內容塗黑（或整頁抽取）的「手工式」審查手段，再也無法阻遏公眾讀取，反而成了掩耳盜鈴之舉，既招非議又惹訕笑。
納吉對此現象的觀察沒錯，但他雖有此認知，其「政策回應」卻不是從善如流，採取較積極、開放的「對話」或「論見想訂」的傳播手段，讓閱聽人從雙方的說法中判斷何者可信。反之，他主張訴諸他認定更有「效率」的「法律手段」（legal means）解決問題；其心意顯然是，要如願地阻遏媒體繼續報導或評論不利政府之情事，才能使閱聽人無從近用這些資訊。
法律對付起寒蟬效應
其次，納吉語境中的「審查」一詞，定義過於狹隘了。「審查」（censorship）之意，應在宏觀脈絡里理解：一是各種媒體法規不僅對媒體內容的產制產生「圓形監獄」（Panopticon）般的管制效應，更干預媒體產業之結構與市場運作－－由主管機關獨裁地決定誰可進入媒體業；二是傾斜的司法制度不僅未能保障媒體和媒體人的陳情權、訴訟權等憲賦權益，反而成為媒體審查制度的重要幫兇。
內政部要外國報刊塗黑部分內容或整頁抽起（例如2008年3月10日發刊的亞洲版《時代》週刊評論時任首相阿都拉巴達威的政績、私生活和夫人的打扮之專文，就被勒令抽起），以及內政部官員召見報社總編輯「喝咖啡」，都是審查制度的作業方法。嚴密的媒體法規和傾斜的司法制度，才使官員們得以行使這些方法，並使這些方法對媒體業者產生告誡、阻遏和審查之作用。納吉所說的「審查」，僅止於不再使用諸如「塗黑」內容這類「不效率」方法，實無論及整個媒體審查制度。
納吉論稱要「以法律手段應對」外國媒體，就他引新聞部長萊士雅丁起訴部落客誹謗勝訴，獲判賠馬幣30萬令吉名譽損失賠償．及10萬令吉堂費為例來看，所謂「法律手段」包含向媒體發動誹謗訴訟，已是不言而喻。
「塗黑」和誹謗訴訟都是可惡的審查手段，兩者相比，後者又遠比前者糟糕，因為「塗黑」進口報刊，耳聰目明的閱聽人仍可經由互聯網查閱原文，但誹謗訴訟卻可阻遏新聞從業員撰寫調查性報道和尖銳評論；其後果是：一、新聞從業員不（敢）寫，甚至從採訪線上撤離（例如1999年因報道法院徇私，而被判藐視法庭罪名成立的《遠東經濟評論》吉隆坡辦事處主任Murray Hiebert，出獄後便離境到美國任職），閱聽人即使上網也無法獲得所欲的媒體內容；二、對本地媒體產生殺雞儆猴之效，進而造成或加重寒蟬效應。
1990年代馬哈迪主政時，政客及親政府資本家動輒向學者、媒體和異議份子發動「巨額誹謗訴訟」而造成寒蟬效，應已無庸贅述。即使巨額賠償趨勢在莫哈末賽丁出任聯邦法院大法官時（2000－2003年）稍有逆轉，但2008年又開始出現援引《刑事法典》第500條的刑事誹謗罪名起訴異議份子之趨勢；由於最高刑罰可判處兩年監禁，其殺傷力要比《1957年誹謗法令》的民事訴訟（敗訴僅需支付名譽損失賠償金和公開道歉）強多了。
檢討不必然是鬆綁
以法律行動取代「塗黑」等審查作業，看似符合「法治」精神（例如劉鑒銓曰：「讓法庭，而不是一些政客或公務員，裁決我們的對或錯」），實則不然。在1988年司法危機造成司法獨立崩潰、法官任命與升等皆由首相拍板的國家，「交由法院裁決」恐怕將產生更嚴重的寒蟬效應，因為人們未必信任法院有獨立自主性，自然不會天真地相信有望以司法途徑抵抗政府的法律打壓行動，反之勢將選擇步步為營，以免惹官非。
每當政府高官信口開河說要「檢討」媒體法規時，主流媒體就趕緊鼓掌叫好，但「檢討」（review）一詞不含「修訂」的後續行動之意；即使有「修訂」的後續行動，亦不必然就是「鬆綁」，反之可能是「勒緊」。「檢討」不效率的審查手法之後，改以「法律手段應對」，乃「勒緊」更甚於「鬆綁」；這不僅談不上是新聞自由「前進的一大步」，反而是「倒退的一大步」！
我國新聞自由要有「前進的一大步」，僅是廢除或修訂《1984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並不足夠，國人至少得攜手促成三項龐大工程：一、重建司法獨立，並將馬哈迪任內攫奪的司法裁量權重新歸還法院（例如，《印刷機與出版法令》規定，內政部長就出版准證或印刷機執照所做的任何決定，法院無權以任何理由置喙）；二、廢除或修訂各種媒體法規或其中不合理、違憲之條款，除了《印刷機與出版法令》之外，尚有《1960年內部安全法令》、《1972年官方機密法令》及《1948年煽動法令》等；三、長遠而言，應責成以促進和保障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及輿論多樣性為目的的政策和法規介入，例如禁止媒體壟斷、保障公職參選人公平近用媒體之權益等。
如此願景當然不是朝夕可成，是以吾人才說，新聞自由是一場前仆後繼、沒有終點的鬥爭。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莊迪澎 20110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