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為體、英語為用的是與非－－從英語教數理談起
就英文教數理而言，反對者有之，支持者有之，持觀望或無特定看法者亦有之，在這種情況下，若交給學校自己做主，不失為一個較不得罪人的取巧方式。至於何以1990年代後，掌權精英對語文政策有所鬆動，則涉及了區域化與全球化的課題；進而言之，也是個語文對進步繁榮，或只有民族進步了，才會帶動語文進步或反之的爭議。此外，也可能發生「族進語退」的現象。
是民族進步了，其語文也跟著進步抑或是進步的語文可帶動民族的進步，是個早在百年前，便有中國與日本的知識份子在爭論的課題，如是否應用洋文取替中文與日文，以加速國富民（兵）強，保種保國。在二次戰後的非洲，這也是個熱點課題，以至於在戰後，許多非洲國家依然用前殖民宗主國的語文來做官方與教學語文，如英語、法語等。
在亞洲、印度、菲律賓、新加坡等國，也延用了前殖民宗主國的語文，如在新加坡，在1987年後，連華文學校也全面英文化；而在菲律賓，早在1974年，菲律賓實施了英語與菲律賓語並用的雙語教育政策，也就是，在小學階段用英文教英語、數學與理科，而用菲律賓語教其他科目的分語教學制；在中學，則用英語教技術與家政科，而用菲律賓語教其他科目。至於大馬的英文教數理是否學自菲律賓，就不得而知，惟爭議的性質則大同小異。
整體條件必須到位
何以用英語教數理，這恐怕是意識形態的成份大於哲理的成份。許多人總以為，英語代表進步、科技，甚至是開明與文明；因此，用英語教與科技有關的科目，應有助於加速國家的現代化，也是走向進步與繁榮的捷徑。無疑，英語的詞彙量（高達50多萬）與信息量是高居榜首的；只是，這與學習者的能力、學習精神、學習方式、環境、設備、師資、家庭背景、學校與社會風氣等，並無絕對的相關性。
比方說，自1980年代以來，許多美國的學者便認為美國中小學教育的水平在下降而非上升！有人還因此提出美國在中小學教育上，是個臨危國家（Nation-atrisk）。印度與菲律賓的英語教育雖也培養出了不少高級精英，可有很大部份是內才外用，且大部份人民的知識與技能水平不高。只有新加坡、香港等，其他配套條件到位的地方，才取得較佳的成果。易言之，英文信息量、知識量雖大，但光靠語文，並非進步繁榮的保障。
進而言之，對一國而言，關鍵是人民整體的素質，如日台韓，而非單純的語文；雖然，對小國而言，在高等教育上，借用英語不失為多快好省的明智選擇，如荷蘭與北歐諸國；但在基礎教育上，先搞好學生的基礎知識，是先決條件，而要搞好基礎，本族語教育無疑是較有效的。至於新加坡，由於是全面用英語（母語是各族必修科），且英語是不少人的第一語言（first language），自有其特殊性。
在多語族群國如大馬，由於有國語與官方用語的考慮，是難走全面英語化的路線；因此，就選擇走國語第一，英語第二，或國語為體，英語為用的雙軌制。在1990年代後，更放寬高等教育的用語限制。這等於認可了，除了馬來語外，國人也應學好英語，甚至是第三種語文，如阿拉伯語。這與1956年《拉薩報告書》所提出的共同語文與共同課程，是國民團結的工具的手段與目標是否有所衝突，則仁智可見。
歷史地看，自1951年以來，便有官方報告書認為，只有經由共同的語言與共同的課題，才有可能塑造各族人民的馬來亞觀、意識（Malayan Outlook & Consciousness）以期形成統一的馬來亞國族（United Malayan Nation）。
使用者越多身價越高
只是在現實中，同一個目標（塑造大馬國族，nation-building）或國民團結，卻可以有著不同的解釋：如馬來人本身便有主張建立「大馬來由」（Melayu Raya，即與印尼合併），回教國或一尊多元的多元社會等主張。而非馬來人也有「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Malaysian Malaysia，行動黨）、「大馬之子」（Anak Malaysia，民政黨）或「大馬人民」（Rakyat Malaysia，馬華公會）等不同主張，顯見，團結的路線不限於一，也不必限於一，而應有與時並進的變通。
既然如此，就無必要堅持一個國家、一種民族、一種文化、一種語文的單一國族觀，而可以嘗試不同的模式，如一國多制。馬來人可以多語並學，以增強競爭力，非馬來人也可以本族語、國語、英文或其他用語兼學並用－－雖然，這是個不小的挑戰。
實則，1951年的《芬吳報告書》（Fenn-Wu Report）便指出，華校並無礙國民團結，只是，華校生則得學三語（Trilingualism）。這不僅有助於國民團結，也可強化華人的教育與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開拓更佳的職涯（career）。
何以國語為體（國民團結的語文），英語為用（國富民強的語文），會在1990年代後（而非1970與80年代）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原因固然多重，而區域化與全球化無疑是主因。大馬是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對外資外貿的依存度高，且全球化也激化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在這個經濟至上的時代（也是個盛行比較，比排行榜的時代），也迫使政府得拿出政績來，更得創造足夠的體面就業機會，以免危及政權地位。
與此同時，民主化、自由化、信息化也強化了國民的權利意識，更促進了跨族群公民社會的壯大，或多或少也會鬆動不合時宜的單元主義國族觀。伸言之，儘管全球化是個備受爭議的進程，它卻或多或少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削弱主權國家的自主性、自足性與自助性，進而強化了主權國與國際或區域的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e），也迫使主權國得變得更富競爭力、效率、生產力、創新力、靈活力、變通力等，而非一條道路跑到黑。
至於國語為體，英語為用的雙軌制，會否演化為英語成為贏家通吃（Winner take-all）的格局，則有待觀察。大體上言，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及工商業的發展，應會有更多中高層及專業階層，把英語視為溝通與團結的中立的實用語言。
實事求是地看，一個國家或地區語言越多，如非洲、印度、新加坡、歐盟，英語的地位越突出，而變成贏家通吃的語文。之所以，主因之一在於，語文的特點是，用者越多，其身價與經濟、政治、文化、娛樂等價值越高，又進而誘使更多人選英語而棄他語。眾聲喧嘩一點紅，可說是其特點。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孫和聲 20110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