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爭議聲中，政府對英語教數理有了軟著陸的折衷方案，即不再堅持在2012年全面恢復在小學用母語教數理科，而是允許小學繼續使用母語和英語教數理科，直到2015年止。換句話說，從2016年開始，各源流小學將全面使用母語教數理。至於中學則可選擇用雙語教數理科，直到2020年；而從2021年開始，中學將會全面用國語教數理。
由於政府的妥協，使到爭取保留現狀的家長及政團鬆一口氣。姑不論這是否與大選即將來臨有關，我們認為這項「回到從前」的決策仍有需要從長計議再行斟酌，因為前首相馬哈迪在2003年銳意推行的英化數理科決策，是值得重視與消化的，不應來一個180度的轉變並將之否定。
在這方面，分析馬哈迪從政以來的施政與其教育政策的轉變是十分必要的。這得從他在1974年大選後被委為教育部長說起。馬哈迪在1969年「513」後，被東姑開除黨籍；1971年他因大力支持敦拉薩取代東姑當首相，而被敦拉薩迎回巫統。
1975年，以教育部長的身份，馬哈迪將所有的英文小學改制為國民小學。這意味著，多年以來一直存在和發展的英小不見了，改成用馬來文為媒介語的國民小學（根據1968年的統計，全國有1,435間政府資助的英文小學）。
由於政策的改變，促使許多「英文至上」的華裔家長，逐漸地將他們的子女送進華文小學，以致華小的學生人數，由1970年的43萬餘名，激增至1978年的57萬餘名。許多家長認為，孩子可在華小接受完整的三語教育，也就不再對華小「抱有成見」。
時至今日，在全國300餘萬名小學生中，華校生佔了60餘萬名，相等於學生總數的20％。如果以華裔佔全國人口24％推算，則有超過90％華裔家長都將子女送進國內1,291間的華小受教育。若是根據教總數據示，全國有527間微型華小，而從1968年到2008年的40年內，華小生增加了20餘萬名，造成大城市的華小有學生爆滿之患。顯然，各校發展程度因此參差不齊，有些華小的友族學生人數，還超過華裔生。
70年代中期後，華小幾乎成為所有華裔家長的首選，但馬哈迪並不擔心；他在國民中學及國民型中學推展的國語教學相當成功，所有SPM考生都必須以良好的馬來文進行考試。尤其重要的是，比起華文獨立中學，不少家長更選擇把孩子送進國民型中學。2005年檳州教育局數據顯示，10所國民型中學只佔州內109間政府中學的10％，但入讀的學生高達2萬餘名，約佔全檳中學生總數的20％。至於州內五間獨立中學，則未見有數字提供。
獨中也佔不到便宜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在北馬未聽聞家長要增建獨中，反而民眾不斷要求增建國民型中學（儘管在後期，已沒有國民中學和國民型中學之分）。當北海有了鍾靈中學後，又有了菩提中學搬校的大動作，現在大山腳日新國中也提出要建分校了。
如果我們將檳州華小生數據作分析，不難發現每年約一萬名的小六畢業生中，4,000名進入國民型中學，另外不到500名進入獨立中學，剩下的55％，或說5,500名畢業生，不是進入國民中學就是有部分輟學了。
我們提出這個數字旨在說明，即使獨中提供三語教育，其吸引力遠不及推行國語教學的國民型中學。在家長看來，國民型中學有其應變能力，也保住了華校的特徵。獨中並沒有因為政府的國語政策而佔優勢，因此以為政府又將數理科改回國語教學，勢將刺激獨中生源增加，顯然是一廂情願的論調，不具實質意義。
語文科學別混為一談
事實上，馬哈迪也洞悉他推行國語化30年來出現了紕漏，即在強調單元教育的同時，忽視了數理科教育對國人思想啟發與才華發掘的重要性；甚至也在有意無意間，使到宗教教育成為一個新導向；尤其是在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後，催生了宗教的力量與教育相輔相成。
就在馬哈迪行將退休的那一年，他義無反顧地將教育政策來一個大轉變，雖然被人認為是出於「心血來潮」的舉措，但深入考察也看到他某種程度的良苦用心，和對下一代前途的思索。其一，他既已要退休，也就不會帶有政治議程，而是希望國家的多元社會不會繼續偏向單一語文發展。其二，他一向以來被視為民族主義份子；甚至有時被視為民粹主義者，對馬來文的推動和對回教價值的推廣，他是不遺餘力的。如今由他親自領導改革，沒人可形容他「背叛」了國語政策。
其三，馬哈迪強調推動英語教導數理是一個進步的措施，與「背叛」民族教育無關。他說：他本身和其他人一樣，都一樣是民族主義者，甚至早在很多人之前就已經捍衛馬來文的使用，但他意識到學習英文的實際好處，因為科學不是一個普通科學，它是一個動態的學科，每天都有新的發現和原理，除非我們是使用既定的語文來書寫，我們才能跟上發展。其四，馬哈迪不希望國人因科學的落後而變成「停滯」的一代，他希望一分為二看問題，不要將語文和科學混為一談。
因此，馬哈迪在反對政府否定其政策時，揶揄一些人的「口是心非」。他說：「你從來不知道，呼籲使用馬來文來教導數理的人，自己可能將孩子送到使用英文的學校。」這是一語道破人的矛盾心態。正如李光耀回憶錄中有一段這樣說：「擔任華校董事的宗鄉會館領袖把孩子送進英校，但他們卻勸告其他家長把孩子送進華校」。
雖然兩者不屬同性質的課題，但同樣暴露了人性的弱點與功利主義，對某些關係到自己利益的選擇作出「唯心之論」。這是對教育的一大諷刺。既然馬哈迪毫不客氣地批評「口不對心」者，也正好說明其8年前的改變是正當的。當人們都講不出英語化數理的壞處時，為什麼要開倒車，走回用狹隘的民族意識，來堵住教育的開明與開放？
我們希望政府能看到時代的轉變與改變，不能再墨守成規，只以單一語文教導所有科目；即便連中國今日也重視英文教學的重要性，大馬也沒有例外，不能與世界脫軌。馬哈迪的做法是給國民中學及國民型中學注入新的生命力，避免與時代唱反調；也因為這樣，獨中還是無法成為國民型的替代品，只能是另類教育的輔助。
馬哈迪所說的話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也值得政府再三思。他說：「我們應該進行一場民意測驗，來鑒定富人是不是真的把孩子送進英文教學的學校（應指國際學校或送到外國唸書），而窮人則必須把孩子送到政府設立，使用馬來文教學的學校。」若這並非我們要的，則給人民提供選擇性而非強制性的教育，是值得鼓勵的做法。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謝詩堅 2011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