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高庭日前同意發出准令給6名在英國工作的大馬公民，以便他們能上庭挑戰選舉委員會拒絕讓他們登記為“缺席選民”的決定，換言之，他們希望登記成為海外郵寄選民；如果他們上訴得直，政府唯有立即修憲，讓所有身在海外的我國公民註冊成為選民。這宗案件在選舉改革國會遴選委員會聽證會進行之際提出，講述的是個明白而淺顯的道理，本來不應成為政治上的議題；不過，由於這涉及近百萬旅居國外的大馬公民的權益，不僅牽動朝野政治角力，也透露著某種不為人道的人權氣候。
公民海外投票議題的提出，雖然並未發展出能夠通過修憲立法的跡象，卻是個不折不扣可以觸動政治敏感神經的議題。表面看起來，這個提議若是實現，在野陣營將會是政治上直接的受益者，但對於執政者而言，似乎先天上具有某種抗拒性。這樣的抗拒，對於倡導以人權為立國精神的政治領袖而言，卻不啻是個政治陷阱，但是顯而易見地，執政者業已輕易地越過了這個政治陷阱。首相納吉直率的指出，不能以身在海外的原因而剝奪國民參政的權利，儘管執行上將面對巨大困難，但政府不反對海外公民投票，其實首相所言乃是世界人權宣言所揭櫫的人權保障精神。首相正確地拒絕了看似對他有利的權力誘惑，也完全把握了倡導人權所應堅持的原則。
我國是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任何人均有提出任何政治主張的權利；不過，不同政治主張的內容，放在民主政治與人權保障的天平上，常常秤得出斤兩份量。在公民海外投票議題上，境界高下的區別，其實頗為明顯。提出公民海外投票的根據，據信是參照英國憲法的規定，即任何一位旅居在外的英國公民，都有權利投票。上述6名申請人在文告中，他們提出3大理由講述為何要在遴選委會向國會提呈報告前入稟高庭，當中第三項理由是這樣寫的：“在聯邦憲法下，每個大馬公民都有權利和義務投票，而選委會則有責任確保海外公民可履行這項權利；選委會不能一方面允許海外工作的公務員和學生投票，一方面又拒絕其他海外公民投票。”
選委會用兩套標準做為篩選海外公民投票的法定資格，此種做法明顯帶有嚴重的觀念缺陷，很難見容於憲法的基本精神。首先，它假定國民瞭解/效忠國家，是享受基本人權的對價甚或前提。這毋寧是個危險的訊號，而已經進入了思想警察的位置，更嚴重的是，它用一些浮面的理由，做為思想檢測的標準，內中卻帶有另一項禁不起考驗、無法證明的假設――長期旅居海外的大馬公民，即不瞭解/不效忠大馬，這樣的假設如果可以成為剝奪國民參政的理由，而不被論定為違憲的話，大馬肯定還不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公民海外投票之被正式提出，或多或少顯示，舊時代運用權力控制思想的陰影仍未完全去除。
以上的這些理由，其實都不比1948年所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內容來得清晰透徹。人應享有基本權利，是因為他是人，如此而已，絕不能因為他是瞭解/效忠或不瞭解/不效忠國家的公民。不僅如此，人的基本權利，也不能因他旅居海外的因素而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理由無他，因為一個人旅居國外，許多時候並非他所能決定，不論是血統、出生地、甚或性別等因素來決定一個人可否享有某些基本人權，即是一件極不公平的事。因為既是人力無法挽回的因素，無論後天如何的努力，都無從改變，這還可能就是區別階級的開始，次等國民的身份也就從此烙印在這些旅居海外公民的身上；一旦喪失了平等，自然葬送了人性尊嚴。公民海外投票議題的提出，代表了人性價值取捨的輕率與無知。
我們不願假設海外公民長期沒有投票權，意在區別國民的等級，寧願相信這是對於人權觀念瞭解不夠透徹的緣故使然。畢竟有如其他文化因素需要時間的洗禮，人權素養也需要教育陶冶，不斷地積累才能提昇境界，倡導重視人權也正是我國不斷提昇境界的憑藉；公民海外投票是一種境界，公民海外投票的否定，則是另一種境界。但願我們的境界，還能不只於此！
文章来源：星洲日報社論 2011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