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東運會剛落幕，記憶猶新，或許不是書寫印尼最佳的時刻。
儘管如此，我們的確可以從印尼身上學習如何處理棘手及可能會分化人民的宗族及宗教課題。或許，這無可厚非，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理應更能實踐及接受多元化。
這個共和國還是面對著各種挑戰：該國的保守作風籠罩著整個公眾領域，茂物教會事件的演進是最好的說明。即便如此，對於我們印尼較靈活及具彈性的處理手法還是有可取之處。
幾個星期前的一個日落黃昏，我人在西加里曼丹，繁榮河市坤甸的外圍。
當時，轉投政界的學者安德烈（Andreas Muhrotien），現任Kubu Raya副縣長就在身邊。Kubu Raya是印尼實施區域自治後新興的城縣之一。
對於他的政治事業，安德烈有點心虛及羞愧地透露，競選縣長的決定有點倉促。他說：“縣長候選人提名日前與我會面，我沒有太多的時間考慮。最後，我還是參選了，我不後悔參選的決定，不過我不肯定會否尋求蟬聯。我到底還是一名教師。”
對於他人口多元及遼闊的縣，安德烈還是侃侃而談。佔地7千平方公里，Kubu Raya的人口由各種不同種族社群組成，人口比例：馬來人（31%），馬杜拉人（24%），爪哇人（18%），華人（11%）及達雅人（7%）。
人數龐大的馬杜拉及爪哇社群（安德烈也是其中一員）是印尼新秩序政策下人口遷移計劃的產物；政府將整個社群從人口密集或遭遇天災的地區遷移到人口比較疏密如加里曼丹、蘇門答臘或蘇拉威西。
根據安德烈的說明，農業主導Kubu Raya的經濟，不過因為距離坤甸不遠，它潛藏著很多不同的發展機會，就好像我們當時所在的小旅館及餐館。不過，該地仍有46%的貧窮人口。縱觀這些挑戰，治理該地的人選必須兼具才幹及願意獻身的精神。
談話的過程中，我對安德烈生平的興趣比Kubu Raya還要強烈。
後來我發覺，決定探索安德烈的個人經歷非常正確，那是一個非常豐富及多元的故事，它散發著了安德烈原生地爪哇及後來居住的加里曼丹氣息。
安德烈來自中爪哇的馬格朗。生於1954年，穆斯林父親在他出生前就已經過世了；他的母親在他3歲那年改嫁一名天主教徒，安德烈自己則在13歲成為天主教徒。
事實上，他特殊的姓氏——Muhrotein，寓意默罕穆德（Muhammad）、Suroh（爪哇語勇敢的意思）及Anak Yatim（孤兒），揭露了他的伊斯蘭淵源。1976年，默拉皮火山爆發後，安德烈被遣送到了西加里曼丹的克塔邦，坤甸以南一個偏遠的社區。
對安德烈而言，當時的日子並不好過；因為母親被送到更遠的蘇門答臘占碑省，20幾歲的他過著極度孤單的日子，10年之後他才得與母親重逢。
他最終在達雅友人的身上獲得了一些心靈慰藉，後來他有機會到坤甸升學，甚至進入日惹頗負盛名的噶迦瑪達大學。
回到Kubu Raya之後，他成了一名教師及施政者，儘管施政事務繁忙，他還是抽空到一所地方天主教學院教課。
同時，他致力維護自己的爪哇根基，在很多場合練習及表演Dalang，一種傳統木偶劇。
其實，正如世上很多被迫從原生地遷移的人，爪哇移民比在地爪哇人保留了更多文化習俗。安德烈身上也看到了這種現象。他說：“我們加里曼丹的爪哇人比家鄉親戚或朋友更喜愛皮影戲。”
安德烈的故事向人表述印尼外圍的情況。在這些外圍地區，種族、文化及宗教身份顯得比印尼中心來的更有彈性。那一種方法奏效？安德烈個人成功故事就給了我們最好的答案。（譯：陳莉珍）
文章来源：星洲日報‧作者：凱林拉斯蘭‧2011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