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知識分子？不同行業與學科出身者，可能會有不同的側重點，如宗教家可能強調其宗教關懷；工商業者可能著重亦商亦儒的儒商雙重身份、美學家會突出其美學修養；政治經濟學家可能會偏重國富或民強的要務，而中國的儒家，傳統上會側重從個人修身到齊家、治國的學習歷程。史學家唐德剛則曾說，知識分子是個上不能聽命，下不能使人的「絕物」，也不知究竟是褒還是貶。
儘管如此，大體上言，一般會認為，知識分子者，乃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關心社會、國事、天下事，勇於發言或參與公共事務的知識人。伸言之，知識分子不是單純地有知識，有特別專長或特定職業的人，而是種反冷漠的知識人。按經濟學家高希均的說法，他還得是個傳播進步觀的知識人。
依我看，是否知識分子，關鍵在於心態。這個心態是，首先，他得關心公共事務，其次有強烈的求知慾；其三，具有用文明的方式來進行活動的知行合一者；其四，基本上言，他應是個安於小康者，若不能安於小康，恐難成為貨真價實的、有始有終的修身與治國並重的知識人。
在教育普及的社會，大多數人均具有一般意義的知識，按理說，要成為知識分子並不太難；只是，事實並不盡如此，當代資本主義偏重資本的積累與擴大，為此，就不得不出盡法寶，讓人不斷地追求消費升級，從而使有知有識者疲於忙或茫；其次，當代社會也著重專業知識，逐使欲出頭者，或多或少得埋首於對越細的東西懂得越多「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這對通才型知識人造成很大的壓力；再其次，隨著經濟競爭的激化與物質主義的作用，整體上言，人文學科相對受到忽略，這使得著重文化、價值、理想主義的，易於「懷才不遇」，滿腹抱怨的文人相對萎縮，而其他類型，如社會學科出身者反而多起來。
產生知識分子的條件
除了上述的普遍因素外，不同國家的國情，也會對知識分子的產生，產生不同的正負作用。整體上言，在法治昌明與社會福利相對佳的發達國家，較易產生有始有終及有知識廣度與深度的知識分子，這是客觀條件所使然。在威權體制國，若相對富裕，且公共企業與部門廣泛，則較易產生國家依存（State dependent）型僱員，知識人與專才也較易被收編，勇於批判，不滿現狀的烏鴉嘴，自也會銳減，而缺乏烏鴉嘴與多元觀點的社會，難免也會因缺乏創意與適應力而日趨沒落──除非能像汶萊、沙地阿拉伯那樣擁有大量油錢，以使知識人消聲與明哲保身。
就大馬這類中高收入國言，政府雖也能在相當程度上，經由擴大公共部門，與廣泛的公共企業收編知識人，使知識分子相對難產，然政府的擴編與收編遲早會難以為繼，且由於貧富兩極化難有大幅改善，民間創造體面收入的就業能力受制，外加上媒體的多元化與利益集團的日趨分化，群眾的不滿情緒自也會催生更多相對獨立的知識分子群，尤其是伊斯蘭教型知識分子。實則，自20世紀初期以來，伊斯蘭教型知識分子群，便有不少是反體制（Anti-establishment）的體制外知識分子。在40年代，他們與左翼知識分子，是重要的社會力量；只是，在1948年進入緊急狀態時，許多領袖人物均被投入獄。這種打壓手法，也不時出現於60年代。
在70-80年代，由於政府推行全面倒向馬來人的新經濟政策，馬來人的不滿之聲有所收斂。而非馬來人雖大有不滿，也或多或少受到威懾而有苦無處訴。這期間，可說是非馬來人的苦悶的時代。進入90年代後，這苦悶方稍微緩解。
雖說，非馬來人如華人，相對獨立於公共部門與企業之外，且長期覺得沒獲得公平合理的待遇，但其知識分子群的規模卻相對有限。之所以，大體上，華人較世俗功利，較偏向工商理工，而相對忽略人文與社會學科。此外，華人中也有不同源流的華人，他們的思想傾向不盡相同，外加上可棲身的學術機構有限（尤其是華文），許多華人知識分子在40歲過後，都不免得為五斗米折腰。職是之故，要如何培育血氣方剛的年輕知識分子，以免斷層，也是當務之急。生活畢竟是現實的。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孫和聲 2011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