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马，学者很少；而具有社会良知，把自己当成公共知识分子的学者，更少。
缺少他们的声音，让大马社会更加懒於思考，以及不懂得思考。
而在一个思考型社会，必须有一群高水平的学者，能够理性批判，提供意见给政府。
在美国，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固定在纽约时报写专栏，发表中间偏左的经济评论；哈佛大学的费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则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推动自由市场经济论述。
奥巴马和他的財经幕僚，得不断向这些专家请益；翻看美国政府高官的背景，绝大部份是出自学术界，在各领域有杰出表现的专家和学者。
而在大马，过去也曾经出现一些学者声音，譬如佐摩（Jomo K S）、哥梅兹（Terence Gomez）、林德宜等，针对政策提出意见和批评。
可惜的是，这些忠言通常没有获得重视，遑论接受；更糟的是，他们原意会被曲解，而遭到政客和媒体所围剿，导致他们心灰意冷，消沉下来。
如今，我担心再纳阿兹南博士（Zainal Aznam）等公共知识分子，是否会步上后尘。
再纳博士受邀加入国家经济諮询理事会（NEAC）时，曾经犹疑，原因在於不知道自己的心血，能否获得採纳。
他曾经领导大马经济研究院（MIER）、战略与国际关係学院（ISIS）等重要政府智囊组织，也在国家银行和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担任顾问。
以他的背景和资歷，最瞭解国家经济政策和问题。
这也促成他在国家经济模式的报告中，提出重要的改革建议，包括以协助弱势群体的措施，来取代种族固打制，以及制定平等机会委员会等等。
让他失望的是，许多建议在土权的抨击和要胁下，被割捨掉。
当然，政府有权力对报告內容做取捨；但是，取捨必须要有一定的標准。
不管怎样，绝对不该是选择土权和依布拉欣阿里的標准。
土权是一个极右派、鼓吹偏狭主义的非政府组织，依布拉欣是一个立场不断摇摆，经常不知所云的政客。
它们的利益取向，不等同於国家利益，更不代表全民利益。
在决策中，取依布拉欣，而捨再纳博士的意见，是顛倒了逻辑和常识，也不符合国家需要。
纳吉政府应该多听专家的意见，尊重专业能力，才能擬定高素质的政策，走向正確的路向。
文章来源：星洲日报‧作者：郑丁贤‧2011.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