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作为青年导师的鲁迅应《京报副刊》的徵求，提供“青年必读书”，他回答：“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鲁迅的回答太忽悠了，他却在附註栏下漏了馅，写道：“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天呀，鲁迅的建议简直的“数典忘祖”，“崇洋媚外”、“民族罪人”，然而，鲁迅的话是必须回到清末民初的语境，面对千年的帝制和根深蒂固的文言，而恰恰鲁迅在中国古书中读到的是：“我翻开歷史一查，这歷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著‘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著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
这就是有名的“礼教吃人”的由来，“看中国书”所指摘的是“尊孔，崇儒，专经，復古”（〈十四年的读经〉）中国（古）书是要读的：“对於旧书有些上癮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读经与读史〉）。別忘了，作为白话文的先锋，鲁迅那一代人是从小读四书五经长大的，鲁迅更遍读古代文言和古白话小说，作《中国小说史略》。如此，回看鲁迅的“竟不看中国书”便有了理解和同情。
安焕然在〈爱华文，考华文〉（3月12日）提到：“倒是宽柔中学规定的华文课外读物吸引了我。初中一看《水滸传》、初中二看《西游记》。以小学看连环图的‘根底’，这些中华古典名著的阅读，对我来说真是太有趣了。可惜，高三那年，瞧不起‘娘娘腔’的贾宝玉，没看完《红梦楼》。而《三国演义》只看了前半部，诸葛亮病逝后的情节，就看不下去了。”
让我补述安焕然在80年代宽中的课文读物：初一《水滸传》、初二《西游记》、初三《吶喊》、高一《老残游记》、高二《三国演义》、巴金的《家春秋》和曹禺的《雷雨》（S P M中国文学指定书目）到高三的《红楼梦》。重点是，四大小说是原汁原味120回的“全本”，而不是现下流行的改写本。我初一看《水滸传》，囫圇吞枣的多，谁管他这个字怎么读，那个字甚么意思，不就是往下看，看个故事，看个情节，看谁杀了几个人，谁最后逼上了梁山。
小说的“微言大义”是要等到有年纪和阅歷才慢慢体会的，就像18岁看《红楼梦》的我，觉得人物多，嘻嘻闹闹，哭哭啼啼，分分离离，好烦。如今每看一回，叹一口气，难以承受，因为那里有惘惘的悲剧，人生实难。
我们的学生，是读课內书太多，看课外书太少。阅读多了，华文自然就復活了！
文章来源：星洲日报‧作者：凌国文‧2011.0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