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數次發生地震後，民眾井然有序的進行疏散，耐心的等待巴士接送，即便排隊十幾小時也沒抱怨。更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沒有暴民洗劫商店的事發生。同樣的，泰國曼谷遭遇50年一見的大水災，人民也沒恐慌大逃亡；還有人雪中送炭，特地額外準備食物給附近居民，讓大家看了都覺得泰國人間處處獻溫情。
或許，泰國是佛教國家，老百姓性格溫和。在泰南城市使因交通擁擠，也鮮見司按耐不住性子而鳴笛。即使有人亂按喇叭，八成那車主也是大馬人。日本人自小就被教育守紀律，遵守公共秩序。也因為日本地少人稠，又處在高風險的地震帶，日本人面對天然災害的危機處理意識與應變能力，顯然比其他國家的人來得高。日本人的互助精神並非來自先天的民族性，而是公民意識受重視的結果。
若大水災或地震發生在東南亞其他國家，暴民趁火打劫的案例一定再三重演。而百姓爭先恐後逃難導致失控脫序的場面必定會出現。這並不是貶低東南亞其他國家人民應對天災的能力，而是歷史証明，一些地方的人確實有趁亂造案的記錄。
國家的經濟水平提升後，公民意識也可透過人民的自覺而不斷提升，台灣即是一個在這方面不停求進步的例子，這樣的國家面對突來的天災並不會感到恐慌。另一方面，從日本發生福島核事故後，中國人驚慌失措地搶鹽，讓人很難想像一但中國發生大天災時，整個社會會否脫序失控。
公民社會的養成有時需要政府的誘導，繼而放手讓人民去凝聚力量自我成長。如果管得太緊，猶如新加坡般，領導人一直把人民當做小孩子看，人民習慣了對政府的依賴，那天不幸整個新加坡被大海嘯所衝激，500萬的島民如何組織起來抗災、重建，不知李氏父子可有周全的應對計劃?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鄭名烈 2011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