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去年6月再创歷史纪录，以诚恳谦卑的態度，进行中东和平朝圣之旅，並在巴勒斯坦拿撒勒市举行最大规模的圣地弥撒，接著他走访耶路撒冷旧城內的回教圣地圆顶圣殿，同时在“哭墙”前祈祷。他在安曼回教堂的演说，势必回响於歷史的长廊而万古不衰：“回教徒与基督徒歷代经常彼此侮犯，我们祈求万能的主原谅，也互相请求原谅……我热切希望，今后回教与基督教的领袖和教士，带领两教进入互相尊重的对话，永远不再衝突。”
今天是圣诞佳节，我们重温这段经歷，並再次聆听教宗的训诲，內心感慨万千。教廷对西方文明史有著无可取代的地位，它功过参半，颇受爭议。当罗马帝国崩溃，蛮族起而威胁西方文化时，是教廷负责拯救西方的命运。它的触角到达西方社会、艺术与文化的每一个角落，关切到人类最根本、最迫切以及最丰富的面向，例如生死、墮胎、婚姻、家庭、救赎等等。
可是，教廷也要为心灵禁錮的“黑暗时期”负主要责任，它裁判异端、干预政治、残害异己、独断教条。歷代遭到教廷迫害的除了有不同意见的个人外（如伽利略），集体的有犹太教、回教和东正教等等。然而，诚如《圣人与罪人──教宗史》一书的作者依曼‧杜菲（E.Duffy）所言：“不论是个聊备一格的教廷，或是个自我膨胀的教廷，都能保证基督教世界的地方教会存在一个全球性基督教的视野，而不会完全瓦解並陷入狭隘的宗教性国族主义之中，或完全臣服於强大的世俗统治者的意志之下……从蛮族到启蒙，从某些王朝霸权的欧洲到绝对独裁的时代，教廷都有助於保存人类价值的理想。”
正是这项两千年的优良文明传统，和同时背负的千年迫害异己的血债，两项歷史条件孕育了今日教审宗本篤十六世强烈的救赎意识，使他產生了顛覆纳粹主义的勇气与向异教徒登门拜访的良知。
身为德国人的认同感，使他敢於1941年脱离“纳粹青年团”后鼓吹反纳粹的活动，这对击溃希特勒极权统治对凝聚民族自信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对东正教的態度上，他的日耳曼人的身份认同感，使他深信东、西基督教的分裂，使教会“只能用一边的肺叶呼吸”，因而在今年初的一份通諭上表达出与东正教和解的势切心愿。在对犹太教方面，他也有著浓烈的情感，成为第二个拜会犹太教的教宗。此外，他也在发起各教共同礼拜，参与者包括回教徒、印度教徒及其他教徒；他同时为数年前发表伤害回教的言论表达遗憾。为了防治艾滋病，教宗独排眾议认可使用安全套，例如男女支用安全套可减少艾滋病传播的危险，是承担道德责任的第一步；儘管此建议引来教廷当局的反对，但教宗的言论显然为解除世俗性枷锁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外，教宗也公开了他的懺罪告解，坦承过去两千年教会的罪惩，並请求宽恕，其中包括天主教士在亚、非、拉传教期间的文化优越感及对当地居民与文化的歧视与伤害，以及对妇女的不公平对待等等。
现他又继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脚步访问东正教与回教，旨在融合各教，追求和平，使教会的威望达到更一个高峰，也使千年来的血海深仇终有化干戈为玉帛的机会。
虽然，中东和伊拉克阿富汗的战火不绝如缕且於今尤烈；虽然，亨廷顿的“文明衝突”理论宿命地认为基督教与回教无可避免的相互仇杀；虽然，教宗的和解之旅可能只具象徵些意义。但是，此一歷史性突破，绝对会为后来的和平开启一扇和解之窗。
我们社会民眾彼此之间无论其猜忌怨恨有多深，也绝对不会超过天主教、东正教、回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千年血仇大恨。如果他们可以相互伸出友谊之手，我们为甚么做不到？
文章来源：星洲日报／社论‧2010.1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