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华团领袖，在处理內部爭端时，常用的调解手法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涉事两造以大局为重，和事收场。
这种讲“情”的传统文化，先决条件不能或缺的是，领袖人物一般都是当地受敬重或德高望重的长者。他们的社会地位或威信被眾人认同。所以，当社团发生爭端时由他来斡旋协调，都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上个世纪末，华社属於此种长者型的人物渐次凋零。社会时代变迁、转型，华团组织也与日俱增，目前已逾一万个！
在这种情况下，华团之间若发生爭端，由於大家自认为处於平等或相同的地位，往往谁也不“让”谁，谁也不“服”谁的局面！涉事双方或多方往往据“理”力爭，都想以理服人（或压人）！而“动之以情”的圆融智慧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问题是，要达致以理服人的效益也不容易，因为爭端发生时大家都在气头上，要以理服人，往往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婆各有理！大家本以为可以理服人收场，但最后却卡在“理”的僵持下。事端若不是越闹越大，大家撕破脸皮，就是闹久了觉得无趣，不了了之，最后甚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进入21世纪，华团之间发生的事端似有增多的跡象，而且往往闹得情理都未能兼顾，很难看。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未能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彼此只能诉之以“法”了。在“法”的判决下分出高低，谁胜谁败！对华社或大多数的华裔而言，华团爭端闹上法庭並不是光彩的事件，可免则免。但是，有些纷爭在华团领导人看来，实非以情理说了算，只能以法来裁定。大家明知在法庭上“见面”劳民伤財，旷日费时，但苦於无奈也只得出此下策了！
华团组织有其歷史时代背景。但社会时代是不断演变的，会员的教育水平也不断地提昇对民主、法治及个人权益的意识亦日渐提高，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对法治和权益是强烈且坚持的。虽说社团领导层大多是乐龄人士，但华团毕竟是法定机构，有其完善的规章条文，会员和领导人都要遵照及执行，不能单凭“情”和“理”就詮释得了，这也是为何爭端往往不是情理可调停得了的原因。
华团发生爭端在情理范畴內可以处理、解决，诚然可喜。但爭端到了最后不得已的阶段而诉之以法的时候，有关团体也要尊重接受法庭的判决。在尊重法治的精神下，重归於好，继续为华团和华社服务。毕竟很多领导人和会员加入华团是抱著为团体服务的目的。
笔者要强调的是，为防范诉之以法的个案增多，华团领导人有必要检视组织的规章条文。组织或规章有不完善完备的地方，就要配合时代的发展步伐將其修订完善起来，避免出现漏缺让人有机可乘，因为结社规章就是法律条文的詮释，体现法治精神。万一社团纷爭诉之以法的时候，就是以结社规章条文作为主要的依据；其实规章不完善也有可能是导致爭端发生的原因。华团领导人必须正视，確保组织和会员的权益。
文章来源：星洲日报‧作者：墨雪‧2010.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