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30年前的此時，我進入了台大歷史系就讀，4年的時間，坦白說，好好認真上的課，沒有幾堂，也不太記得從課堂上學到的知識。知識與思考上，圖書館才是我生活真正的重心。
然而30年後，幾位老師的形象，卻深植我心，非但沒有隨時間而磨滅，反而變得格外清晰。
例如教英國史的蔣孝瑀先生。姓蔣，又有“孝”字輩的名字，令人聯想到蔣介石的孫代。
大學三年級，我同時修了蔣老師的“英國史”和“英國外交史專題研究”，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蔣老師到課堂來時，從不帶講稿講義。“英國史”課他就拎著一本平裝本的英文書，攤在講桌上，有一搭沒一搭地看一下，自在地滔滔不絕講課。“外交史”課更誇張，蔣老師總是空手來，坐下來聽我們輪流做報告，有時顯然他連我們這堂課究竟要針對哪一個章節主題做報告，都不清楚。因此他很少跟我們談史實，更少幫我們補充歷史上的甚麼人甚麼事，我們報告了，完全針對我們報告所提供的內容，蔣老師開始分析，指出可以用甚麼不同角度看史實，應該注意到史實之間甚麼樣的互動連結。
我從蔣老師那裡學到的，與其說是英國史，還不如說是更廣泛的一種“史識”的能力，理解了原來學歷史最關鍵的不在於累積了多少材料、堆砌了多少資訊，而在於如何讓這些東西形成說得通，讓人能瞭解的一套意義。
蔣老師上課輕便得很，總讓我聯想起我來不及親炙的方東美先生。方先生在哲學系開的課，總是在同一個教室，總是同樣排在上午10點到12點。方先生來上課的樣子，簡直像搬家一樣。大大的老舊提包裡裝滿了書，裝到合不攏，另外還有一大疊書裝不進提包裡，抱在方先生的另一隻手上。一進教室，這些書落置在講桌上，啪啪啪好大的聲響。
不管開的課程名稱是甚麼，方先生一講起來，都是上下古今恣意縱橫。從柏拉圖講到聖多瑪斯，講到天主教的天使與佛教羅漢的異同，講到龍樹中論，講到華嚴經，講到宋明理學，在講回“理型說”……同學們聽得心笙動搖，追索不及。12點鐘響，方先生一定正講到某個哲學道理的半途，無法立刻停歇，繼續講下去，講到快1點鐘，才不得已怏怏然宣佈下課。
3個小時的哲學漫遊，堆在桌上的十數本書，一本也沒打開來！
和方東美一樣傳奇的，是沈剛伯。他最有名最受歡迎的課，是“希臘史”，大教室總是擠了滿滿的學生。沈老師走進來，在黑板上寫了“西元前490年”幾個大字，說：“這一年，波斯大軍侵略希臘，這場戰爭改變了希臘的歷史軌跡，就像國共內戰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道路一樣。”然後他就開始整理國共內戰的軍事與政治決策過程，談幾個重要的戰役，聽得台下沒有其他機會知道國共內戰歷史的學生如癡如醉。下課鐘響了，沈老師回頭拿起板擦，將“西元前490年”幾個大字擦掉，說：“後來呢，希臘人打贏了，阻擋住波斯的侵略。我們下課。”
4年中，親歷或聽聞的類似傳奇太多了。當時不明白，多年之後才瞭解：何其有幸，我還來得及趕上接觸這批精彩的民國文人。他們身上最寶貴的，也是民國時期最特殊的精神，是個性，是一種尚未固定下來的生命追尋。和後代的老師教授最不一樣的地方，就在他們之間沒有一種公認的、大家都依循的教書方法。
20世紀的民國時期，是一段積極焦慮找答案，卻找不到答案的歷史。或者該說，那是一個大家各自找到不同答案，彼此衝突激盪，誰也說服不了誰，誰也整合不了誰的年代。這樣的一種狀態，這種狀態帶來的自由，這種自由帶來的多元多樣，是我還曾親身見識，也至今深切珍惜，最重要的“民國遺產”。
文章来源：星洲日報‧作者：楊照‧ 2011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