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由勝利的那方寫成的，失敗的那方鮮少獲得關注，更別說被人們提起。像大馬，政治保守主義力量從我們的前殖民地主子那裡贏得了權力。於是，左翼人士——如伊斯蘭黨署理主席末沙布所發現的——即便沒有被人徹底的詆毀，也早已被人們遺忘。
然而，歷史的詮釋方式無時無刻不在改變。的確，“歷史”不可能只有一種面貌。反之，歷史有多種面貌，而且該以哪個版本為主，一般上都由權貴決定。
當一個曾經叱吒一時的國家開始搖搖欲墜時，會出現怎樣一種情況？這個國家該如何書寫或重寫它本身的歷史？
這樣的變遷可以在最近與日俱增、有關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國力——衰退的作品中見到。
歷史學家費格遜在《文明：西方與其他地區》一書主張，西方（特別是英美）憑著6樣撒手鐧：競爭、科學、財產權、醫藥、消費社會及職業倫理，超越了其他國家（比方說中國和奧斯曼帝國）。
費格遜論證，西方世界在使這6個方面完善的同時，其他地區卻只有那麼一點點的發展，要不就是放任他們在這些領域的相對優勢停滯不前。然而，他最主要的論點是，西方世界當前的弱勢源自對自身的文明價值失去了信心。簡言之，西方世界未能重申致力於發展這些領域的決心。
因此，西方世界應該確認自身文明的優越性，因為它們為國家提供了“最好的經濟、社會及政治機制。”當然，有的人會不同意費格遜的理論；不過，他的論據相當有說服力。他的論點——伊斯蘭世界會沒落是因為思想及國界的封閉——即使少了獨創，也必定能讓人信服。
除了費格遜的著作，有越來越多的作者也探討西方的沒落，顯示持續的全球金融危機和逐漸侵害歐美地位的政治僵局進一步加劇了人們的憂慮。最新一期的《紐約客》文學期刊即刊載了高普尼克的一篇傑作，說的是這樣一種“衰落論”已轉變為學者與類似權威人士熱衷探討的主題。然而，這真是新的論題嗎？
“卡珊德拉”（以預見本身的城市毀於希臘人手中的特洛伊公主命名）——有關毀滅和沒落的預示一直與我們同在，即便是在繁華昌盛的時代。其實，根據高普尼克的說法，“西方的沒落”（decline of the West）這個短語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德國歷史學家史賓格勒曾經這樣寫過。
並非只有西方人才會對衰退深感恐懼——像赫勒敦、敦斯里拉囊及司馬遷這類作家和歷史學家也曾探究過類似的主題，詳細論述文明世界的崛起和沒落。而且，這類著作在全球各地都能找到，僅這一事實，就能很好地表明瞭此主題的深度和廣度。同時，這類著作也揭示了人們對於復興和改革理念的熱誠。費格遜顯然相信西方世界有能力自我改造、恢復元氣。
對我們大馬人而言，這些著作——在“飛機書”書店裡還有無數這樣的書——深化了某种意識：世界的中心在轉移，在國力的排序上，中國與印度壓倒了歐洲與美國。
我們面臨適應這些新興力量的挑戰，然而，也別忘了曾令西方國家大放異彩的種種優勢（或撒手鐧），如女性的解放、民主制度及宗教寬容。就此而言，我們需要像費格遜和高普尼克這類撇開政治不談，褒貶分明的作家及歷史學家。
新的地緣政治景觀需要高度的注意力及領導能力，單靠花言巧語是沒有用的。馬來極端主義或糾纏於貴族政治根本無助於我國與中國或印度的應對。
歷史需要的是正直、誠實和某種程度的開放。我們得接受“真相不止一個”的概念，否則狹隘的歷史觀會妨礙我們前進。我認為，唯有當國人可以以與西方世界同等的魄力、誠實地面對我們共同的歷史記憶時，才是我們準備好應付種種挑戰的時候。
歷史——馬來人、華人、印度人、達雅人及其他人民的歷史都必須客觀、誠實以待。倘若我們無法面對過去，又怎麼能面向未來？（譯：曾慧金）
文章来源：星洲日報‧作者：凱林拉斯蘭‧20111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