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黨60年的回教黨，在週六（10月1日）的代表大會上的幾個大動作是值得關注與評述的。首先回教黨宣佈今後在中文稱呼上稱之為「伊斯蘭黨」，不再稱之為回教黨。這是一個正確的譯名，因為中國的書籍和官方也稱為伊斯蘭教，而教徒稱之為穆斯林。
在過去之所以稱為回教是因為在13世紀時，隨著蒙古的西征，而有阿拉伯人及波斯人通過「絲綢之路」或「海上之路」移居中國西北部。他們或稱為「回回族」、「回紇」、「回鶻」及「畏兀兀」族；用現代語來說，維吾爾族是其中一個大體系。目前回族的人口有近千萬名，在中國五大民族中（漢滿蒙回藏）居第四位。由於中文在習慣上把伊斯蘭教也統稱為回教，本地華人也因之將伊斯蘭黨稱為回教黨了。
如今伊斯蘭黨提出正名意味著它重視華文的重要性，也認為伊斯蘭教是涵蓋所有信奉伊斯蘭教的人，不再局限回族。
其實，伊斯蘭黨是在1951年創立時其原名是「Persatuan Islam SeMalaya」（PAS），英文名則稱為「Pan-Malaya Islamic Party」（PMIP）；到了1972年，易名為「Parti Islam SeMalaysia」，也是簡稱為PAS。雖然這個黨已從PMIP過渡到PAS，但不在意華文媒體或華人社會怎樣稱呼它，因為它的活動範圍在穆斯林的世界，在馬來社會，也就不需強調華人社會對它的認知和重視。
由於這樣，在很長的時間裡，伊斯蘭黨活躍在鄉村區，較少在城市活動，因而被視為鄉村的政黨。但是隨著1999年的大選，伊斯蘭教黨異軍突起，成為國內的最大反對黨後，它就開始尋求新的定位，這個定位是向兩方面發展的。
其次，它是涉及伊斯蘭黨本身的蛻變。第一方面是它在1989年時迎來了一位具有較濃厚宗教色彩的領導人法茲諾。在1990年的大選中聯合46精神黨，竟奪回吉蘭丹州政權，而催生了一位更具宗教觀的州務大臣聶阿茲。接著來自登嘉樓的伊斯蘭學者登場了，他就是哈迪阿旺。先是擔任黨署理主席，而與法茲諾及聶阿茲組成了「鐵三角」。後來憑著「安華效應」在1999年的大選，這個黨成為造王者，它不但擁有丹登兩州的執政權（哈迪阿旺出任登州州務大臣），而且擁有27名國會議員是破天荒的第一遭。
這也就促成「鐵三角」，以強勢姿態向巫統發難，挑戰前首相馬哈迪表白對伊斯蘭教國的態度。這一挑戰的結果是引發馬哈迪與伊斯蘭黨開展對伊斯蘭教國的論戰，究竟馬來西亞是馬哈迪所說的伊斯蘭教國或聶阿茲所說的伊斯蘭教國？大家也眾說紛紜，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
第二方面則不論是馬哈迪的伊斯蘭教國或聶阿茲的伊斯蘭教國，民主行動黨都表明不會接受，也就有了2002年行動黨退出替陣（反對黨陣線）的議決。這意味著伊斯蘭黨與行動黨分道揚鑣。因為反對黨的分裂，導致2004年的大選國陣取得輝煌的勝利，反對黨黯然失色，回教黨失去登州政權，國會議員退減至7個，只勉強以少數的優勢保住丹州政權。
那年公正黨僅剩下一個國席；行動黨雖有進步，林吉祥和卡巴星重返國會，但也只佔12個國席。在這種情形下，不但伊斯蘭黨的「伊斯蘭教國」炒不起來，而且其伊斯蘭刑法（1993年在丹州議會通過及2003年在登州議會通過）也因力量單薄無法產生衝擊力，只能被「冷藏」下來。
民聯三黨「求同存異」
第三，在這之後伊斯蘭黨被灌輸做出改變，因此它在2008年接受安華的勸諭提出福利國理念而奏效。換句話說，在安華的領導和帶動下，才有了308政治海嘯那一幕。這對國陣來說是痛苦的失敗；但對民聯也是煩惱的開始，他們要比國陣成員黨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彌補伊斯蘭黨與行動黨之間的大裂痕。
這之間引發的問題從吉打房屋固打的爭議到雪州賣酒的限制，也折射出民聯三黨間的政治觀的落差。唯一被鞏固下來的合作關係是民聯在「異中求同」的靈活性策略，這可以從過去3年來的補選中的團結合作窺見一斑。
這之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下層互動是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的，那就是在霹靂州武吉干當補選時，伊斯蘭黨人與行動黨人互換黨旗、黨帽、黨徽乃至T恤而在人群中向選民「拉票」。如果這種精神被貫徹和擴大，馬來西亞未來的政治將會沖淡種族的隔閡與鴻溝。可惜的是這類的活動並不多見，也在後來被種族性的言行所衝擊和打散。
與此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民聯組合對於種族乃至宗教課題的衝擊是應接不暇的。先有偏激的非政府組織發出種族主義的論調，挑戰乃至挑釁民聯的整合與融合政策；後有自家後院因宗教觀而產生的各自表述，都給民聯帶來一定的壓力。
自然伊斯蘭黨被挑起重申伊斯蘭教刑法的理念也成了一項政治課題。這些都是需要伊斯蘭黨克制和容忍的。如果巫統不執意推行伊斯蘭教刑法，那麼伊斯蘭黨也應以寬容之心，為非伊斯蘭教徒設身處地的理解他們的心情。
雖然伊斯蘭教刑法不針對非伊斯蘭教徒，但這樣的刑法若是執行，將屬於全國性的法律，也意味著馬來西亞有兩套刑法，因為它不可能在個別的州自己推行，這將產生混淆的局面。因此最恰當的做法是將不可能落實的律法束之高閣，因為它不符合馬來西亞的現實社會。
雖然伊斯蘭黨大會中，主席有提及此事，但也尊重「求同存異」的大道理。這也是民聯組合迫切要恪守的行為準則，即不要讓宗教和種族課題干擾了團結與合作大局。在這方面，伊斯蘭黨選擇在檳州威省甲拋峇底舉行大會也具有三層意義，其一是這個黨回到創黨時的地區舉行60年的黨慶（它是在1951年11月24日在北海成立）。其二是在前首相阿都拉的老巢「示威」，以顯示它有意在來屆大選推出有份量的候選人迎戰國陣的安全區（退休首相阿都拉應該不會再上陣）。
其三是顯示伊斯蘭黨署理主席莫哈末沙布在黨內有相當的影響力，大會移師在其地盤舉行，而甲拋峇底的民聯候選人可能就是莫哈末沙布了。基於上述的三個理由，伊斯蘭黨選擇在檳州開展新的旅程，意味著它有意向城市進軍，也希望走進華社，最低限度希望在混合選區探出頭來。這就是說，伊斯蘭黨新近重視的是檳州，以期能在下屆大選有好的表現和加入行政結構中（目前，伊斯蘭黨只有一個檳州議員，未入州內閣）。
無論如何，莫哈末沙布的重要角色也突顯了伊斯蘭黨正努力轉型，朝向民族主義的路線和強化民聯組合的道路上邁進，而這也有所寄望莫沙布和尼薩（前霹靂州務大臣）成為伊斯蘭黨內緩衝角色，強化和鞏固民聯組合。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謝詩堅 20111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