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閱報發現星洲日報將回教逕稱“伊斯蘭”，回教徒改為“穆斯林”，回教堂以“清真寺”替換，可蘭經則以“古蘭經”取代，此舉不僅讓人欣喜報章的與時俱進，也讓此宗教的信仰者感受到別人的關心。這項正名舉動，也引起不少讀者投書討論，但是對於“伊斯蘭”的由來，以及大馬華文報章正名伊斯蘭的緣由卻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依據。
其中尤以楊運超君撰寫的〈華文不是表音字〉一文的理解及詮釋的錯誤最為嚴重，楊君認為使用“伊斯蘭”這個音譯名詞是“不瞭解回教，更不尊重華文，因只能取其音，不能表其義”，最後更語重心長的希望大馬華人不要被中國大陸牽著鼻子走。對於楊君的說法，筆者倒想從歷史的角度為伊斯蘭正名。
自唐代開始，由於海陸交通發達，來自阿拉伯（古稱大食）、中亞、波斯的穆斯林商人相繼抵達中國，有者甚至定居下來。安史之亂發生後，為了平定亂事，唐代曾向西域各國借兵，亂平之後，對這些友軍極為優厚，允許他們到中國境內居住。西域各國當中，“回紇”（八世紀改名為“回鶻”）曾二度協助唐室平定安史之亂，亂平後居功勒索，屢屢侵擾，並大舉遷入今日中國的甘肅省、新疆等地，成為維吾爾族的祖先。“回紇”或“回鶻”被稱為“回回”，最早見於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中的〈邊兵凱歌〉篇：“旗隊渾如錦繡堆，銀裝背嵬打回回”。這首抗敵凱旋歌中的“回回”，根據清代學者顧炎武的考究，係“回鶻”之轉音，因為凱旋歌謠強調通俗化以便傳唱，是以此時的“回回”，均與伊斯蘭沾不上邊。“回回”與伊斯蘭發生聯繫，始於元代成吉思汗的西征。
西元1219年，成吉思汗以蒙古商人和使者被殺為由，征服中亞信仰伊斯蘭的花剌子模國（應為今之中亞的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一帶），並將該國軍民遷入中國境內，部份編入蒙古原有參雜波斯和中亞之人的軍隊，分為“西域親軍”和“探馬赤軍”，分散在中國各地，他們的地位僅次於蒙古人，是為“色目人”，他們和漢族、蒙古人等長期雜居且互通婚姻，蒙古人將這些信仰伊斯蘭的民族以及先前唐宋時代遷入的穆斯林商人後裔統稱“撒兒塔兀勒”，南宋人彭大雅、徐霆在《黑韃事略》一書中把蒙古語的“撒兒塔兀勒”翻譯成為“回回”。所謂的“回回”或後來的“回族”，就在這樣的歷史時空背景下形成。至於他們的宗教，當時被稱為“清教”或“真教”，如當時西安建有“清教寺”、杭州有“真教寺”即是例證。
到了明代，開國功臣中“回回”或回族居多，如徐達、常遇春、藍玉、胡大海等，後來以下西洋聞名的鄭和亦是回族，“回回”的聲勢大盛，自然使明代政府對其宗教採取寬容政策，加上《大明律》卷六〈戶律．婚姻〉中規定“凡蒙古色目人，聽與中國人為婚姻，務要兩相情願，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者杖八十，男女入官為奴”，間接造成明代回漢或漢回通婚的現象極為普遍，“回回”無論在人口數或分佈範圍上都遠遠超越元代，所謂的“回回教”和“回教”之名更在明代宣告形成。明末清初，回族學者王岱輿在其著作《清真大學》一書中有“清真至要”一語，遂使“回回教”和“回教”也被稱為“清真教”，禮拜場所則稱為“清真寺”。至清代，對於“回回”或“回族”則統稱“回民”。
由上述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回回”最初是指單一種族的群體，隨著歷史的變動而產生了明顯的變化，元代是一個關鍵時期，其統治策略使“回回”成為由多個種族所組成但卻持有相同宗教信仰的群體，正式與今日的“伊斯蘭”發生聯繫，當時對“回回”的宗教稱作“清教”或“真教”。至於“回回”的宗教被命名為“回回教”或“回教”，則大體確立於明代，間中亦出現過“清真教”之名，但流傳不廣。而清代高度鎮壓回亂使“回教”邊緣化的做法，益發使後人對“回回教”或“回教”的信仰，停留在明代時期的歷史認知。
以“回回教”或“回教”之名來稱呼一個涵蓋多個種族群體的宗教，似乎過於籠統且鬆散，放在明代的歷史時空或許可以，因為它的確是“回回”的宗教，但嚴格來說，這個名稱仍不夠精確。如今信仰“回教”的人遍佈全世界，“回教”的名稱開始出現盲點且不符合實情，無法貼近廣大的信眾，正名是唯一的可行之道。
在正名的發展進程中，“伊斯蘭”或許是最恰當的名稱。“伊斯蘭”的阿拉伯文名稱為El Islam，亦為“平安、安寧、和平”，以“伊斯蘭”取代沿用已久的“回教”，更能貼切體現此宗教的教義，也可以從中展現我們對此宗教的關心。這也是近代學界廣泛使用“伊斯蘭”和“穆斯林”的原因。
文章来源：星洲日報‧作者：李寶鑽 2011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