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发放每名大专生200令吉的购书券，原先是希望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让他们能到特定书局购买参考书与文具，以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但部份学生却將书券上网拍卖或要求套现书券，委实辜负了当局的美意。
根据统计，2009年我国有40%的家庭每月收入低於2千300令吉，这些底层家庭共有240万户，而底层家庭小孩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仅45%；反观40%中层家庭（每月收入2千300至5千令吉）、20%顶层家庭（每月收入5千令吉以上）所得家庭的小孩，有逾八成受高等教育，而高低家庭的教育支出差距也升至10倍的歷年最高。
以上这些数据隱藏著严重的世代不正义。如今富者可以一年花数万令吉把小孩送到国际学校，穷人却连区区数百令吉的学杂费、购书费都缴不起。这个教育资源的差距不仅在小学、中学，也同样出现在大学教育，这些教育资源上的差距，至终必然会推升下一代的贫穷差距，使得贫穷者陷入“贫穷循环”。虽然今天大学毕业者的收入较昔日升幅不大，但相较於各学歷仍高出许多。依目前市场调查，大学毕业起薪约2千500令吉，至於拥有大专文凭与大马高级学校文凭者分別起薪为1千800与1千700令吉。这项调查显示是否受高等教育，確实对日后的薪资水准影响甚鉅。
面对市场经济所带来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政府能坐视不管，一切都交给市场决定吗？当然不行。19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魏特赛尔（J.G.K.Wick Sell）曾指出：“市场所產生的所得移转，將会形成极大的不公平，任何对完全竞爭的干预，把富人的所得移转给穷人，对於经济社会都是有利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市场追求的是效率而非公平，但仅追求生產的效率而忽略所得分配的公平，非但不利於社会和谐，隨著贫富差距扩大，也將抑制消费动能而影响经济成长，因此政府有必要採取重新分配手段修正市场的所得分配。
所谓重新分配就是透过徵收累进税、社福支出、教育支出等財政收支政策，將富人的所得移转给穷人，藉以修正市场分配的不公，维持社会的和谐並提昇消费的能力，奥巴马总统欲向年薪300万令吉以上者徵收30%的富人税就是这个道理。遗憾的是，这些年多数国家皆不断对富人减税，这些取巧的政策非但使得如今各国政府负债累累，也让政府重新分配功能日趋式微。美国“佔领华尔街运动”在全球如响斯应，一股“仇富情绪”蔓延全球，即反映出小老百姓心中的怒火。
我国的政治人物在公开演说中总喜欢强调世代的正义，总不忘表示要如何扭转当前分配不公平的局面，但用相关统计来检验当局的作为，却会发现世代不正义的情况非但没有紓缓，反而更为严重。高所得家庭的孩子多数以奖学金读大学，而低所得家庭的孩子即使考上大学，多半也须靠贷学金完成学业。如此让低所得家庭负担更沉重的学费，而让富有家庭享受更多高等教育资源，已属不公，而日后在职务的竞爭，穷人家小孩早已输在起跑点，贫穷差距如何不继续扩大？
或许有人会说，政府不是已延长助学贷款摊还期限了吗？政府不是也给予低收入家庭若干援助金吗？但这些对经济弱势者的协助实在是杯水车薪，仍无法让穷人家的孩子和富人家的孩子有著立足点的平等。政府或许可以改变发放购书券的方式，將富人家孩子的购书券让给真正需要购书券的穷人家孩子，让后者能获得更多实惠；政府对於穷人家孩子的教育资源绝不该吝惜，以让有心向学的孩子都能在最小財务压力下，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不但符合社会正义，也是改善贫富差距的不二法则。
政府是要撙节今日的教育经费，而於日后多支出些社会救济金？还是今日多制定些预算让穷人家小孩受教育，而於日后少花些救济金？答案显而易见，把钱花在教育上是划得来的。政府年年说要改善贫富差距，也经常成立专案小组，但官员是否有关怀弱势者的热情，是否有向后看20年的眼光？否则任凭成立再多扶贫计划，也夫復何用？
文章来源：星洲日报社论 20120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