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5日星期四

05-01-12 民间社会力的再出发

过去几年是社会运动形成风潮的时期,各种来自不同族群、政党、阶级所集结的草根运动纷纷登场,各类新兴诉求和抗议也以文字或行动展现在国家政治力之前,而构成一股股求变、求改革的力量。这种目標鲜明、动员可观的社会运动出现,每个社会运动也都有其日趋组织化的特徵;到目前为止,除了其中几个或已完成既定运动目標而结束,或因方向尚不確定、动员力弱,而沉寂无声之外,尚有几个社会运动在持续著其运动生命,而有无数的人仍然投入在那些运动里,本月9日举行力挺、反对释放公正党顾问安华便是其中一例。

因此在过去几年,代表国家机器的政府及其公权力,便面临了极大而陌生的压力,在回应民间社会的挑战时,屡有调適不洽的窘相出现。可幸的是,政府在重新学习如何去面对“不再沉默”的社会方面,也终於有了一些积极而正面的自我调整,诸如与社会发展相关的法律的修补和增加,以及为处理新兴社会问题而行政单位的扩编等,都是较具体的回应。但平心而论,这些必要的调整,说来又何尝不是在上述社会运动施展压力后,政府才有的良性应对结果?

回顾起来,过去一年我们不也正在开始努力的写著“政治民主”、“和会改革”这两部歷来新页。而民间社会力的动员、集结和蓬勃发展,都曾在那两部新史的首卷上,留下值得受肯定的纪录。

然而,民间社会力却也经验到高潮后的失落和沈寂。究其原因,下面是几个较为重要的症结:一、因客观形势的转变,已使得社运元气受挫,资源又消耗过多,一时之间恢復起来显得困难;二、经济持续的不景气,社会民心有趋向保守的转变,对一心求变的社运乃多少抱持著较以前更多的疑虑,社运也不时被蒙上景气变差的替罪羔羊標签;三、政府公权力突然转向强势作风,若干跡象显示,此种官方政策和措施,如对和平集会的限制,也使社运再次陷入困顿境地,以致短期之內,社运难以全力復振。也因此,社运发展所赖以为继的社会文化资源便发生了补给上的困境,以致一度民间社会力有疲软走势的现象。

因此,9日的集会是一关键性转捩点,未来社会力应该朝向下面这两个大方向、大目標发展:第一、转变局部受害人悲情的诉求,走向提昇整体社会福祉的目標。过去各类型的受害人已获得不少社会同情和认可,其自力救济的诉求也得到相当多的社会支持,在未来理应转换目標,將“受害意识”升华成为“发展意识”,將局都和小我的权益融合到整体和大我的共同福祉领域,既不要再自限和自满於小范畴的的抗爭,更应摆脱“为反对而反对”的率性,而须抱持著携手合作共创前途的见识和视野。

第二,扭转个別抗爭的短程,即兴动员方式,改採整体整合的长程改革规划策略。过去个別化方式、各群体自发的短期抗爭方式,的確也发挥了唤起社会民意觉醒的作用,也促成了各层级行政体系的正视与回应,但毕竟那是初阶的动员策略。在考量长期善用民间社会资源,能使其源源不断的再创造,而为全面的社会改革之用,那么势必要严肃思考不同阶段的资源动员策略。而擬一套富有理想和远见的社会改革蓝图,据此做为持续鞭策、督促未来政经改革走向的指標,是民间社会力义无反顾的歷史责任。

换言之,我们期待的新年代是一个能目睹社会力和政治力、经济力既相互制衡、又相互提携的理想和谐发展模式。政治力已有长远的再生能力,经济力也已有深厚的基础,目前最急需的便是培养社会力改革的动因,使其能健全的茁壮成长,好使未来真能体现3力的均衡发展的境界。

为了达成上述目標,民间社会力如何严肃的建构新方向,並据此再出发固然是关键的必要条件,而政党、民间社运团体的自我反省是再出发的第一步。如何降低社会的疑虑,爭取更多的社会改革共识,是社运领导人的迫切课题;如何健全组织体质,减少坐井观天的自我膨胀心態。这两个目前的组织动员困境,要能圆满化解,新的社运人才就必须要有远见与容忍异己的领导风格。

文章来源:星洲日报社论 201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