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欧元债务危机的拖累，去年区域货幣兑美元走势震荡，令吉对美元节节败退，最后交易日报3.1765，贬2.97%，与前年报3.0820、全年涨超过11%的情景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去年10月初的一场產业论坛中，一位知名企业家表示，匯率变动攸关进出口厂商存亡，而现在科技业需要匯率上的帮助。他认为，相对新加坡小心控制匯率，令吉大幅贬值，波动也较为剧烈，因此以支援进口厂商的角度上来看，“新加坡（在匯率控制上）做得比大马好”。
由於这番话牵涉国行的匯率政策，国行於是事后澄清，强调国行採取“管理浮动匯率”，因此匯率反映国际收支，非政府所能控制，而我国与新加坡国际收支情况不同，匯率走势当然不可能一致。国行也以一些数据说明，新幣的波动其实远较令吉剧烈。此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访马，他鼓励狮城私人界到柔佛依斯干达特区投资，其中包括若干联营计划，但无论投资还是联营，都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匯率政策。
就在去年10月，在延续贸易盈余及国行强势外匯储备的烘托下，令吉对外幣匯率走强，兑美元按日增值3.9%；在另一场有关国行货幣政策的座谈会中，也有金融界对国行的许多政策提出不同看法。在匯率政策上，他们认为国行在匯率上“阻升不阻贬”，我国为此付出资金过剩、银行利差缩小等代价。对此，国行也予反驳意外形成金融界与国行的隔空交火，更增加此一爭论的话题性。
如果对国行匯率政策“阻升不阻贬”的批评是对的，那么令吉贬值的幅度与趋势应该反映了市场均衡，而升值的幅度与趋势则否。果真如此，这样的匯率显然对於当时科技（出口）商业有利，科技业为甚么还要抱怨？反之，如果令吉真如企业家所批评：升值过多、波动太大，这又显然不符合前述金融业的批评。
事实上，两种批评反映了不同產业对匯率不同的期待。对许多科技（出口）產生来说，匯率政策最好有助於增加出口產品的竞爭力，所以他们不仅期望国行“阻升”匯率，最好还能“助贬”。但对金融业来说，利率升高有利经营，所以他们期望国行不要阻止升值，以免被迫释出更多令吉，压低利率。前者看外，后者重內，双方立场相异，期待自然不同；国行身处其中，匯率政策难免里外不是人。
平心而论，国行多年来在稳定匯率上功不可没，使得令吉成为亚洲匯率波动较低的货幣之一。除了国行提供的数据外，再以去年10月底至11月初（或者去年初）为例，各种统计指標显示令吉匯率波动还低於新幣，也低於泰銖与印尼盾；在这两段期间內，令吉升贬互见，而泰銖、印尼盾却都呈现升值，而且升值幅度更大。所以，很难理解前述企业家对令吉匯率的言论究竟何所本。
从產业的角度来看，匯率的变动並非產业本身所能控制，因此造成產业额外的成本负担。如今许多科技业產品和利率极低，於是寄望匯率能提高產品竞爭力，这种期待无可厚非。但匯率涨跌本是產业必须面对的风险之一，如何进一步提昇產业效率以降低成本，或者操作外匯以规避匯兑风险，这些应是產业自己的工作，而非国行的责任。
那么政府究竟需要擬定甚么样的匯率政策？我国货幣贬值有助於出口厂商降低成本，但也会提高进口厂商的成本，以及增加物价上涨的压力。对於大马这种小型开放经济体，没有那一种匯价可以让所有人满意，所以也没有理由寄望国行独厚一方，刻意助升或助贬。因此，匯率政策的重点不应是匯价的高低，而应在於匯率的波动性。一个匯率波动性较低的环境，也是匯兑风险较低的环境，这也是对经济与產业真正有利的环境。
国行早前公佈的《金融大蓝图》，它规划未来10年的场向，明確说明国行应在促进金融稳定，健全银行业务，和维护幣值稳定的目標范围內，协助经济发展。但是政府政策反復，也造成国行无法確实掌握政策走向。瞭解了这一点，业界对国行匯率政策就不须有非分的要求，而是以平常心来看待了。
文章来源：星洲日报社论 20120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