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治理或督導下的新加坡之文化政策，還真的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有趣」個案，包括其最近勾起坊間不少感觸和爭議的「語言工程」。雖說如此格局和幅度的文化－－政治「大改造」，其實也並非獨家首創（可遙想到秦始皇的「書同文」和北魏孝文帝的「漢化」），然還是不無可供人們醞釀更多思緒、挖掘更多意涵的特點。
比方說，泰國和印尼早期針對華裔等少數群體的語言工程，乃土著以本族「國語」進行的文化同化及政治統合；以色列打造希伯來語為「國語」，則為尋求「原國族」身份的重構和鞏固。前者類似主流族群對少數群體的文化「征服」，後者則為同族者（且不考慮猶太人於血統和文化上的多元）對民族「本根」和「本質」的「復活」。而新加坡的情況卻是：同族者從功利或安全考量出發，對傳統語言進行了「非主流化」，乃至「去勢化」和「庸俗化」。
「傳統語言」指涉的是與某個群體多世代以來藉以載錄、儲存、創造、更新、表達和溝通本身特殊文化的語言，可包括正式的書面語和多種方言，兩者其實皆可稱作「文化母語」（有別於比較個人、私領域的「家庭母語」）。對於華人而言，華語和方言可謂其傳統語言（相干程度及比重則可因人而異），畢竟文化上絕大部份可構成「華人性」（或說「中華性」）的因素，都是以這兩門語言系統為載體，乃至根源的（即所謂「漢字乃漢人之根本」）。
拒絕文化理性磨合
一般上，人們對自身的傳統語言會有種休戚與共的情感，乃至信念，所以方會極力維護、發揚之，遇到打壓更是奮力抵抗－－甚至誠因有打壓或威脅，才激化了更大的堅持和發展熱情。惟個人而言，尤其於民族意識尚比較模糊的情狀下，對傳統語言的認同心理則未必足夠濃厚，因而一群體之中，絕不會人人都那麼熱衷於傳統語言的；特別是當傳統語言逐漸喪失其政治、經濟、文化等優勢之下，對它的疏離乃至捨棄，便常會發生（如清朝滿族的母語）。
是以，傳統語言能否持續存在，非常有賴於其認同者於各方面的努力，包括文化上的不斷適應、創造、演進。如說19世紀以前，德語的處境可說不太妙，因鄰近的法國不管於哪個方面都太強大了，以至法語幾乎壟斷了歐洲文化領空，上流社會（遠至俄羅斯貴族）紛紛以說法語為時髦。不過19世紀興起的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卻大大激勵了德意志語群的民族意識，不僅政治上趨向統一，文化上也造就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最終奠定了德語足以媲美法語的地位。
無論如何，踏入20世紀後，眾所周知：面向海洋的大英帝國以最「普世」的全球性殖民權威之姿態，加上其「叛逆」但也「血脈相連」的「傳人」－－美國之強勢崛起的助力，最終還是讓英語「橫空殺出」，絕對地篡取了法語和德語的政經文教制高點，導致兩者的「瑜亮糾結」根本失去意義。雖說英語於承載和表達西方傳統文明之精髓上，不見得乃最細膩、最到位者，然今天的法國人或德國人，再怎麼不情願，若想踏出歐洲，都不得不借助一點英語。
新加坡華社其實如馬來西亞華社一樣，傳統語言在情感和信念因素的祝福下，本還享有相當大的相干性和生命力，這加上毋須面對土著強勢政治的壓力，實際上應有更寬廣的發展空間。南洋大學的成立，其實就證明了當地的確有讓傳統語言「更上層樓」的利好條件，這情況可說與香港頗類似。香港即便直至1997年都被英殖民者所統治，長久接受「英化」，但由於華人佔絕對優勢，社會相對單元化，所以傳統語言也一直佔據要位，難以被邊緣化。
新加坡華人雖然不像香港華人那樣佔盡優勢，惟實際上條件也不賴，就算出於「多元種族社會」的內部安全考量，以及如以色列般被「敵者」包圍的地緣政治危機感（以色列尚有歐美撐腰，新國則相對孤立），在識時務地調低、淡化、局限華人傳統語言和文化的「敏感」地位之際，其實也未必得「做得那麼盡」吧？放手讓華文教育在憲法保障的權益範圍下自由發展，真的會促成政治大災難？另外，一廂情願地認定受華文教育者必然偏向「激進」，甚至陰謀挺立共產主義，不予以理性對話和磨合的機會，恐怕也不太公平吧？
祛魅、顛覆文化認同
或許，在新加坡領導層真正的考量中，至關緊要的還是「經濟發展」。為了更快速、更徹底地讓新國與國際大環境接軌，通過「人力資源」來爭取生存機會，「新加坡人」就必須經歷一番全盤改造，包括不惜犧牲傳統語言和文化。毋庸置疑，通過把英文英語主流化，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的確會提高，畢竟當下的國際經濟結構仍以英語為主導語，全民掌握高水平英語肯定能佔儘先機。雖說其他地區，如香港、台灣、南韓等的經濟國際化，似乎說明了如此犧牲未必應然，惟當初做決定時，誰能預想那麼多？
再或許，不能遺漏了新加坡於南洋語境中所具有的獨特人文因素，即香港所欠缺的「土生華人」。早在19世紀的英殖民時代，華社當中就出現了相對本土化，後來也更偏向西化的土生華人（如峇峇娘惹）。土生華人於文化上原本就屬「混血兒」，對華人傳統雖不是沒有堅持，但語言方面卻一般上已習慣於使用土著語或英語，不一定還重視華文華語。更關鍵的是：土生華人於早期的社會地位偏高，屬華社的政治及經濟精英，且與英殖民者關係密切，所以其人數雖不多，但實力和影響力均不容低估，李光耀即是個典型的例子。
其實，海峽殖民地的土生華人當中，如林文慶、謝榮光、陳禎祿者，雖政治上親英或效忠本土，文化上卻也有力倡回歸中華文化，包括重新掌握傳統語言的（有點如「回歸」以色列的猶太人），惟其主張到底沒能發展成主流，大部分土生華人還是傾向於讓孩子主要接受英文教育。至於如李光耀等，後來雖也高唱學習華文的重要，惟其功利動機似乎還是明顯過文化洗禮和身份認同目的。李氏雖也常提到傳統文化的重要，甚至一度致力於推廣儒家思想，頗有林文慶之遺風，惟其立場在外人眼中還是頗「隱晦」－－如不是「搖擺」的話。
總言之，以上各種因素，加上20世紀發展中國家流行的專制或半專制政治之「給力」，李氏領導下的新加坡，得以用「推土機」之勢，實現其不可不謂「豪邁」的社會改造工程，以至把主流社群的傳統語言（尤其方言），乃至文化認同也「祛魅」、「顛覆」和「淘汰」了。今天的新國，本為外語的英語已逐漸晉陞為許多人的家庭母語，乃至文化母語，誠可謂「歎為觀止」。新加坡被某些人視為「准西方」或「偽西方」社會，恐怕也不無一定的根據。
Anyway，如果這一切乃「由下而上」，相對「自然」和「民主」的社會演變之結果，也許人們也不會太介意；惟因其畢竟與李氏專制權威之「強拗」、「硬逼」、「快斬」和「震療」有關，導致冤情處處、鬱結重重、遺憾連連，自然難以叫眾多「壯志未酬」的華教人士釋懷！
不過，隨著新加坡政治不得不逐漸走向自由、民主和開放，「精英專權」之社會工程所留下來的「斷層」、「窟窿」或「廢墟」，只要有志者勵精圖治、堅韌不拔，相信也不是不能跨越和彌補，乃至開墾出一番新氣象的！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鄭庭河 2012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