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戍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脱险，登上日本军舰赴日。
仓皇逃命，任公除一身穿戴，只有广东话的“带着两梳蕉”（一双手）上舰，此外别无长物。舰长送他一部小说《佳人之奇遇》遣闷。他一读之下，他对小说有了新看法，也开始了他“小说救国论”的思考。
柴四郎这本梁氏誉之为“文章之绝佳，可称绝步”，小说内容则是“且彼等尽系国破家亡之人，相谋复兴之策，其心理之表现，均不谋而同，曾受极端压迫，为国家兴亡抱必死决心，为骨肉朋友之正义，而牺牲自己……均系人群进化、公理公例，侵略压迫民权革命，优胜劣败之经过，英雄豪杰伟大事迹”。
政治小说以救中国
梁氏也以泰西的“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而小说一出，学生、兵丁、市侩、农氓、工匠、车夫马卒、妇女、童孺，无不人手一卷，口诵传阅。因此，每出一书，全国议论为之一变。所以，他认为欲救中国，转弱为强，即政治小说。所以，他不但翻译小说，他也动手写小说，大力鼓吹小说救国。
另一方面，中国人之所以“惑堪舆，惑相命……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有梁山之盟……充斥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会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团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都因中国的传统小说之毒害也。这说法，其实是过度简化了“丑陃的中国人”各种复杂而深层的因素。
少年杀人效法卡通
一币两面，小说的影响，有好有坏。好坏影响的两个极端如任公所描述的，毕竟为数较少。每部作品的影响力，各有不同；大多数作品所发生的影响力，十分有限，犹如过眼云烟者居多。例如胡适之所推崇的美国名律师丹诺，替两个少年无端杀童脱罪，理由为两个恶少是受了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尼采的学说或邪说，诚然影响深远，但是否促成两个恶少杀人的动机？只能存疑。他们真的读懂尼采的学说吗？
尼采的作品，读得下、读得懂的人，不及《哈利波特》的万份之一啊。
上述《佳人之奇遇》，能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百部翻译小说之一，是时代使然，更是当时风云人物任公翻译推介之力。换成另一译者，这部据说粗糙的作品，未必有此际遇。
十九世纪的人读小说，二十世纪的人看电视，这话大致不错。诗巫少年入屋偷窃被发觉，竟狠下心连杀四人以灭口的，被捕后招认杀人是模仿他最爱的卡通片《名侦探柯南》的手法。小说、电影、电视、流行歌曲等等，都有影响力，到了极致，好的可以“救国”，坏的可以害人。在这人有知的权力高涨的年代，有益世道人心的作品，人多不感兴趣；而败坏世道人心的邪说，却有存在毒害众生的无限权力，奈何？
文章来源：南洋商报 作者：黄子 2012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