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於民國初年倡議立孔教為國教的見解中，最關鍵者當謂其「國魂」與「國性」論。他認為數千年來，中國人從政治到風俗，皆以儒教為「自立之道」，儒教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魂」；而中國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也不能沒有其特殊的「國性」，此性亦即儒教所啟迪、陶鑄之民族特性。另外，在當時關係「國粹」的討論中，康氏也偏向主張國粹即儒教，與章太炎、劉師培等比較廣義的國粹觀有所不同。
質言之，康氏可謂當時比較保守的文化民族主義精英，雖後世對其評價總有不客氣的地方，如斥其為腐朽的「滿清遺老」，惟他的愛國、愛族、愛文化情懷也並非虛假的。實際上，他所主張的國教，也非嚴格上的國家宗教，而是一種傳統「價值系統」的權威「歸宿」，以彌補皇權崩落後，如此系統所失去的穩固「靠山」。對於他而言，換由現代國家來承擔文化靠山的角色是非常必要的，因當時的傳統文化正處於「風雨飄搖」之險境。
相對而言，如陳獨秀、胡適等「先進」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知青」，卻顯然並不怎麼熱衷於傳統文化，雖說同樣愛國、愛族，卻甚少關心什麼「國魂」、「國性」、「國粹」，甚至視之如害人的魁魅魍魎。不過他們倒是非常關注「國民性」的問題，即如何「改良」、「改造」、「啟蒙」中國人，提升其素質，好讓中國能夠振作起來，擺脫被列強欺凌的厄運。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孔教派或五四知青，均帶一定的文化決定論色彩，惟前者是把傳統文化當作該堅守的根本，後者則把其當作該捨棄的負累，都認為其去留將斷定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不過兩者在對峙的過程中，卻把問題「尖銳化」了，搞到勢如水火，以至無法客觀、理性地研究及討論問題。文化當然對社會的各方面均有其作用，然其方式絕非如治病的藥方，或者蓋樓的藍圖那麼直接，而是比較曲折、細膩和悠遠的。
把文化當作依一時一地之「現實需要」，即可對之進行各種主觀的「設計」、「規劃」、「建構」、「拆解」、「重組」者（宛如基建工程），往往會鑄成難以彌補的大錯。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正是在「除舊更新」的「正當」前提下，結果反而摧殘、扼殺了文化的豐富生態和生命力，更不利於社會長遠的進化和進步。有機的文化，實際上應是超然於政治之折騰的。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鄭庭河 20120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