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99%人群运动的说法，美国收入最高1%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为113万美元，而其他99%的美国家庭年平均收入仅有3万1千余美元，也就是美国收入最高1%家庭的平均收入是美国99%家庭平均收入的36倍；也正因如此，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约瑟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1%的民治、民有、民享》一书中，猛烈抨击金融垄断寡头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控制，认为贫富悬殊是佔在华尔街社会运动的主因。
正如世界各地一样，贫富差距在我国也有日益恶化之势。根据统计，去年我国贫富线以下的家庭已升至25万8千户的歷史新高水平，仅最近3年即增加2万多户，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依此一进度，再过10年，我国贫穷家庭可能接近50万户，不论是从社会或经济层面来看，这都將是一个大问题。
贫穷线取决於不动產，储蓄及所得水平，三项指標若同时低於政府所订的標准，即属贫穷线以下的家庭，可获得相关的津贴扶助。直到去年第三季，我国贫穷线的標准和增大幅调整，因此贫穷线以下家庭的增加，反映的正是贫穷问题的普遍化。即使绝对贫穷率已稍减，但底层40%的家庭，特別在乡区的家庭收入仍然偏低，这是值得认真检视的。如果將大马近20年分为两个时期，被前10落在贫穷线下的户数由8万2千户升至12万6千户，后10年则由12万6千户增至25万8千户，后10年增加的户数是前10年的两倍。这项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虽然逐年成长，但是贏者圈却愈来愈小，贫穷的家庭愈来愈多。这並非一两年的偶然变化，而是十多年的长期趋势，这一趋势再往前是个10年、20年，大马社会將会变成甚么模样，实在难以想像。
为甚么贫穷家庭近年快速成长？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年来临时性，派遣人力等非传统就业及不完全就业持续升高，乃是根本原因。这些就业者其薪资水平普遍不高，约仅全职的一半。这是10年来就业形態如此天地覆的变化，落在贫穷线以下的家庭岂有增加的道理。不仅如此，佔受僱者人数六成的蓝领工作者，这10年来的薪资增加缓慢，经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平减后的实质薪资，更下滑了1.2%，若说蓝领工资迟缓10年，一点也不为过，如此能不贫穷吗？自独立以来，我国从未有一个时期的工作形態出现如此巨大变化，也从未有一时期的工资出现如此长期缓慢成长。过去经常听说日本“停滯十年”是如何如何，事实上，我国这10年来虽然经济持续成长，但是对於数十万的不完全就业者，数百万的蓝领工作者而言，这10年来的生活过得比日本好吗？
此外，我国社会底层家庭的辛苦，远比数字所呈现的更严重。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曾多次与这些弱势家庭座谈，发现他们在外找工作经常四处碰壁，最后找到的工作多数是难时工作，收入非常低，生活也很无奈，这些家庭莫说买房，连租房都有困难。一个经济持续成长的地区，而有如此贫穷的现象，仅由放宽贫穷线標准著手，增列中低收入家庭的照顾，並非根本解决之道，只有阻止本地就业环境继续“非传统化”，才能阻止贫穷继续普遍化。
这是两难的问题，因为企业为降低成本，自然希望劳工的僱用愈有弹性愈好，解僱的成本愈低愈好，而过去国外的“聘僱员工”一项评比也明显论问僱主；如今对移势另人权意识抬头，政府也修正以往过於偏向资方的思维，並认为政府应该要兼顾劳工保护与弹些僱用。这说明国际社会已体认到一个过度运用非传统人力的社会，或许可以让僱主降低成本，但其所衍生的社会成本贫穷向题，最终还得由全体社会秉承受，还得由政府动用庞大的社会福利预算来救助，如此並非善策。
过去在国家竞爭力的评项目比中，大马“僱佣成本”总是排名殿后，如今各国观念已有巨大改变，何以政府当局仍无法忘情於劳动法规的鬆乡，对制定最低工资迄今仍不愿鬆口；如此而製造更多而完全就业者，一味相信“低工资可加强竞爭力”的过时想法，对大马没有好处。
文章来源：星洲日报社论 2012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