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隨時尚豈能求永續？－－也談教總「轉型」
大馬華人社會中的一些領導人流行著一種時尚，喜歡隨著權威的指揮棒起舞，甚至連權威的一舉一動也要模仿得淋漓盡致。這現象出現在公務員群體裡，尚不足奇。可是，其他人甚至老闆級的人物，也同樣與指揮棒共舞，個中道理就不是三言兩語可一道盡了。
在教總成立60週年紀念之前夕，也是教總奠基人林連玉先生被褫奪公民權50週年之際，現任教總主席王超群先生，非但沒有隻字表示為林先生平反，反而以高姿態向報界強調教總因「時代變遷，環境改變，和思維的不同」，也必須作相應的調整，「從強硬對立，轉向理性爭取」。
言下之意是過去教總的數位主席，在爭取母語權益的態度，是強硬對立而非理性的。直到他當上主席時，才發現有問題，不過對這問題，他遲不遲，早不早，偏偏選擇在大選跫音靠近時，才靈機一動向報界發表言論，將矛頭從對外，轉向對內，玄機何在？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王君曾臉不改容的誣指杜乾煥博士為「傀儡」，他對自己的行為，卻不能反省。
我們應知道，政府提出的任何轉型計劃，其路線圖是由巫統主導編劇的，其他友黨和外圍組織只有「跟」的機會，鮮有發言的機會。在教育領域裡，巫統一直都在堅持單元文化教育政策，並通過各種管道，向「最終目標」邁進，至今絲毫沒有改變。因此當他們提出所謂轉型之時，我們有必要在歷史上按圖索驥，找尋轉型前之基點，不能只看外表而不看內在。如果人家談轉型，我們也懵懵懂懂地學人家談轉型，就會越轉越糊塗，常把自己的「轉態」當成「轉型」而不自知。因此而迷失了方向。
在我國教育領域裡，轉型前之基點就是1957年的教育法令。在這法令下，各民族的母語教育權益基本上都受到尊重。因此，各民族都能接受它，而且這法令是由國會通過的，它比任何所謂的社會契約更有法定的約束力和權威性。
可是經過四年后，1961年的教育法令就開始乖離1957年法令的精神，這是第一次的教育轉型，將最后目標規定在法令裡。其后又以威逼利誘的方式把華文中學改成為國民型中學，華文教育體系也因此而失去了半壁江山。華文小學也在該法令第21條款下，隨時面對在教育部長的獨斷下，一紙通令將它們改為國民小學，並以巫文作為主要教學媒介。
政府在教育方面推動第二個重大「轉型」就是通過1996年教育法令來實現。在該法令下，國民型中學已不復存，而華小問題也日益增多。一個問題尚未解決之前，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使華小辦學者疲于奔命，難以應付。連馬華高調唱和「與華小共存亡」也起不了什麼基本作用。反映出在當前的腐敗政治結構下，馬華寄人籬下是多麼的窩囊。
因為轉型之路線圖的主導權是操在巫統的手裡，所以他們絕對不會失去自我。同時主要權力在手。資源在手，他們的轉型既可以對內也可以對外，而且確實越轉越順暢，越得心應手。而王君的所謂「轉型」，只是為了適應權勢規定的政策和模式，而自我削足適履，根本沒有堅定的志向和勇氣去打破格局，同時也因此而逐漸失去自我。
此外，王君對所謂「強硬對立」和「理性爭取」也沒有下什麼定義，只是隨興泛泛而談，根本沒有提出什麼具體內容，說穿了也不夠是為權力中心的外圍單位進行「內部協商」之類的掩人耳目的動作而已。可是他卻想憑他那三言兩語，未經嚴謹思考，就可以引發屠龍作用，將他之前的歷任主席都矮化下去，他大概也沒熟讀林連玉先生的著作，而不知什麼叫做理性。
「強硬對立」與「理性爭取」
60年前，林先生早已觀察到，我們這個多元民族國家，如果在獨立前沒有把種族關係處理好，以后就難免因為彼此間的差異和矛盾，而引起衝突。因此他就苦口婆心的這樣說「眼前馬來亞還有民族分野，但在全力建國后，我們已經是異族兄弟，我們的子子孫孫將要在這可愛的土地上，同工作，同遊戲，在遙遠的將來，更可因文化的交流，習尚的相染，把界限完全泯滅，當前責任就是要為我們的子孫打好友愛合作的基礎，培養共存共榮的觀念。若有分歧的地方，我們應開誠佈公地以互相尊重的精神來解決處理」。
這段具有前瞻性的言辭，豈能說是強硬對立而非理性呢？難道王君的「理性爭取」又提母語教育的維護和發展做出什麼偉大的貢獻？抑或有什麼錦囊妙計，例如在飯局上，談笑間，挽既倒之狂瀾，把教育與文教政策糾正過來？
其實世界上不管任何地方，民眾或公民團體都沒有充足的資源和條件來與政權對立，更遑論強硬。惟有政黨與政黨間才有對立抗衡的力量，同時還要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才有作用，因此他們用盡權謀術數都要爭取民眾和公民團體的支持，希望能爭到政權，這就是它們「參政」的最終目標。而我們民間，既無奪權的野心，自然也沒有必要與任何一方過從太密。
可是這也不能排除民間「議政」的權力，因為參政者的一言一語都會影響我們的切身生活，所以民間對不同政黨的作為和表現都有權利過問和評論，而且當有需要時，還會上街頭爭取社會的共鳴，以引起政權的正視，這正是民主制度下賦予他們的基本人權，而保障基本人權的莫過于手頭上一張選票，將牛鬼蛇神消除殆盡。
為了將「強硬對立」和「理性爭取」說得清楚一點，我們不妨提出一些例子作為參考：
（一）不久前，諾貝爾獎得主史蒂格勒（Joseph Stigler）針對佔領華爾街運動發表了他的看法。他說：「當人們發覺到一個政體已經失敗，即使是民主制度，如果沒有上街頭施以強大的壓力，單靠選舉程序，是不能將它糾正過來的。」他的這番言辭，看在王君眼中，應該是非常強硬和大逆不道的，可是史蒂格勒身為國際知名經濟學家，卻是如此的離經叛道，其原因不外是長期觀察到華爾街全都是腐敗墮落，造成全世界平民百姓陷入空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已經是忍無可忍，才責無旁貸的發表他的看法。同時還親身出現在華爾街頭為抗議群眾打氣。
（二）我國的國家文學獎得主沙末賽以及律師公會前主席安美嘉也是以同一類理由走上街頭，在某些人看來也屬於非理性，甚至是極端份子。可是如果他們沒有這樣做，數理英化和選舉制度會獲得政府的重視而做出修補的工作嗎？當時董教總領導人也曾被邀請參與大集會，可是他們卻躊躇不前，錯失大好機會去做一些跨族群的聯絡工作，共同開拓人權共識空間，努力促使母語教育人權能在國家的教育體繫上受到尊重。
（三）在爭取公平權益過程中，最為不理智的例子就是那些「色厲內荏」或「對敵慈悲對友刁」的人物。
不久前，王超群和盟友董總主席葉新田認為教育部在「法外立法」，將華小分類為全津和半津學校，有違國家大法之嫌，因此帶領了數位律師擺出大陣仗，在權威的城門外叫陣，恫言要將他們帶上法庭，可是人家還是紋風不動，靜觀葉氏有何法寶，可是這位領導人卻是馬上鳴金收兵，最後靜靜消音，令人看出原來叫陣者是如此的窩囊。這與三年前他們對待新院孫姓女講師那副凶神惡煞的態度，實有天淵之別。
從王君向報界發言中，我們看到最令王君沾沾自喜而引以為傲的是因為他們轉型，同時又能「收集資料，擺事實，講道理」，才能把「教總漸漸擺脫激進華教組織的標籤」。所以教總的「聲音也逐漸受到政府的重視」，比如政府「在推動一些會影響華小的政策之前，教育部會邀教總代表出席討論的會議，並聽取他們的看法，這比教總在外頭聲嘶力竭地吶喊反對，來得有效」。
這幾句話，簡直是把過去數位教總主席對華教所做的一切犧牲和貢獻徹底否定，認為他們是沒有「收集資料，擺事實，講道理」，一味只會蠻幹，才會被人標籤為激進份子，因此他們的聲音才沒有受到重視，教育部也不會邀請他們，在推動政策之前也不獲邀請出席會議討論。這種在外頭聲嘶力竭的吶喊反對，而不去「內部協商」是沒有效果的。
王君有機會被邀請晉謁教育部部長討論影響華小的政策，想必有升上城隍廟的感覺，怪不得他會把自己膨脹到目空一切，這可能是由於他沒有熟讀林連玉的著作，不知他自己現在做的上述工作，若與老一輩的教總主席相比，只是小兒科。現在王君被邀請只是討論會影響華小的政策，而過去前輩被邀討論的則是整個國家的教育政策。兩者相映之下，可以看出現在的一些不肖子孫是如何不濟，還有什麼值得為榮呢？
最使王君提心吊膽、寢食難眠的是，因為「許多人印象中教總是捍衛華教的激進份子，總是跟政府對立」，所以王君就要與前輩們劃清界限，以免受池魚之殃，毀了他的大好前途。王君會這樣高調表態，可以看到他的屬性，正如《西方的智慧》作者所說：「市場型取向的人，他們不是從自己身上找到自我，而是從別人對他的評價找到自我的人。」這種人是沒有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的。
與王君同時向報界發言的李金樺校長，其表現則是相當可取，他的觀點也是非常中肯和積極，他知道「時代變遷，環境改變，人的思想也不同」，他也看到功利主義社會造成年輕華小老師不再擁有使命感。
因此他建議「教總必須通過許多運動和培訓來激活他們對母語教育的使命感」。同時他還提醒「教總要面對的一個大挑戰，那就是吸引更多教師加入培訓，讓教總的使命能夠延續下去」。他也進一步提醒華社「如果他們連基本的歷史背景都不認識，我們怎樣要求他們熱愛華教呢？」李校長的這種對母語教育的關心態度是令我們敬仰的。王君和他相比，不覺得汗顏嗎？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劉錫通 2012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