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經濟事務言，新加坡政府與大馬政府間一個明顯差別是，新加坡較能坦然面對現實，勇對挑戰，而大馬則傾向隱惡揚善。前者有助於提高危機意識，後者則易陷入自欺欺人。
以歐美債務致成的出口挑戰來說，大馬官方一方面說，它不會對大馬構成重大影響，他方面又說，擴大內需可保住增長。實則，大馬本是個高度依賴貿易的高貿易依賴國（Trade Dependence），其出口總額多年來便已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僅次於新加坡和香港，比中國的約40%還高得多，這注定了世界經濟形勢會對我國有重大影響。
從增長的角度看，決定一國增長勢頭的三大因素為消費、投資與淨出口（即出口減去進口的淨值）。在1990年代初、中期，大馬的高速增長動力來自高投資與高出口，而1997-98年後則無奈地轉靠內需，也就是內部消費，以抵消低投資與出口的作用。即便如此，進入21世紀前10年，也僅取得約5%的年均增長率，遠低於1987-97年的近10%的增長率。
這個以消費促內需的手法，也已用了10多年，如在1997年時，銀行法定儲備率（SRR）為13.5%，而之後，則劇降至約3%，使銀行多出約10%的貸款能力。這樣的手法本應是短期的反週期（Anti-Cyclical）手法，可卻成為長期化、經常化的手法，其結果之一便是，公共債務與家戶債務均雙雙遞增，就家戶債務言，其占GDP的百分比，已從1990年代的約40多%，劇升到目前的約77%，在亞洲僅次於日本，高居第二！再遞增的空間已不大，且會進一步加劇破產率。若發生國內外經濟危機，很易引發傳染病式的倒債、資產暴跌、舉債成本遞增、就業惡化等不良作用。
從長遠來看，作為一個中小型的高度開放經濟體，偏重內需若長期化，肯定會進一步削弱我國的整體的競爭力，尤其是可貿易部門（Tradable Sector）的產業競爭力。以美國與歐洲的幾個高債務危機國言，他們的結構性問題之一，在於長期過度依靠內需與出口不振，也就是經常帳戶，尤其是商品帳戶（Trade Account），長期出現逆差，以至削弱了還債力與創業力。連美國這樣的大國，也因出口不振，缺乏貿易競爭力而引發畸形的內需帶動型增長，更何況大馬這種高不成低不就的兩邊不到岸的開放經濟體。
即便政府派錢買選票與刺激內需，也是本標不治，徒加劇國債而已。經濟轉型計劃雖表面說以民間資本為發動機，可實際上這所謂私人資本，多為政聯公司（GLC），而非一般意義的民間資本，民間投資不是難調動起來，就是傾向對外投資，而非對內投資。在這種情況下，轉型恐怕是有形無神，而偏重消費推動的服務業與基建，也難強化大馬的產業與企業競爭力。這種高債務推動型手段將會遺害後代。
大馬真正要做的實為貨真價實的結構性改革、體制改革，真刀實槍的反腐倡廉，切斷為財團輸送利益的大型項目，去除尋租與強化企業家型經濟體。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孫和聲 2012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