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印度，是二個可比性頗高的人口大國與文明古國。在1950年代，整體上言，二國的發展水平大致相當，可自1978年中國搞改革開放以來，二者間的發展差距顯著拉大。
比方說，到了2011，中國的GDP已高達近7兆美元，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的15兆美元，可印度卻僅得1兆8,000萬美元，排名第10。由於人口規模相當，除以人均，中國的人均收入就自然高出印度數倍。此外，在外貿規模、基礎設施方面，中國也遠勝印度。這也是何以，許多國家均擔心中國的和平崛起，但卻不擔心印度的崛起，如什麼中國威脅論的，就未聽過印度威脅論，據此中國就得著重韜光養晦。
實則，除了中國威脅論外，尚有什麼遏制、圍堵中國論，或各類的中國崩潰論；只是，這些崩潰論均一一崩潰─至少是迄今為止。既然圍堵不了，中國也未崩潰，那只好期盼中國發生和平演變（Peaceful Evolution），希望中國內部出現多元化、民主化，尤其是政治上多元制衡的結構性力量。
印度缺乏全面工業化
按常理說，做為世上規模最大的民主國，印度應較中國發展更快、更廉潔、更進步、更富裕；可事實是，印度與中國一樣腐敗，而開放度則輸給中國。之所以如此，從1947～1990年，印度在思想與政策上受到「資本主義邪惡論」與「依附論」（Dependency Theory）的制約，而選擇相對自主自立的封閉路線，直到1990年發生貨幣貶值與外匯危機後，才轉向謹慎的開放路線。
從好的方面看，這使得印度較不受全球經貿波動的衝擊；從壞的方面看，其代價則是相對慢的增長率。得失如何，不易判斷。從制度面言，印度是個規則林立的高度官僚化國家，以至於有人稱之為「許可證王國」（License Raj）；而規則越多，效率免不了受到削弱，且徒增腐敗漏洞。
按理說，民主化會提升透明度與良政善治；但印度情況有異，有人甚至稱其為黑社會民主，如在2004年，在538名國會議員中，有125名竟有犯罪記錄！且易被司法開脫（無罪推定），顯見，印度須強化法治精神與公民文化水平。
伸言之，談民主也要區別是優質還是劣質。也因為良政善治不佳，在印度崛起的新興產業，如軟件業、外包業，均是新興，較不受舊規則約束的新生事物。也因為新生，他們能繞過（bypass）既有的舊規而壯大起來。這些服務業雖創造了百多萬個體面的就業機會，卻不足以帶動全面的工業化，以至於受惠者有限。這是印度貧窮率較中國嚴重的主因之一。給人的啟示是，在人口大國，不搞全面工業化，而只注重靠外而非靠內需的服務業，是不足以全面提升全民生活水平的。
有道是無農不穩，無工不強、無商不富；印度不僅工業與外貿不如中國，其糧產也輸給中國。主因之一在於，印度無法搞有效的土地改革，而中國則在這方面頗有成績。雖然，這10多年來，也常發生官員「圈地」（霸佔土地）的不當行徑。
此外，從地理位置看，中國與日台港韓為鄰，也得到地理之便，較印度更易吸資，更何況，尚有海外華人的助力。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中國注重「發展才是硬道理」與「三個有利於」：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別於增強綜合國力、有利於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在1992年（88歲的高齡），竟還能說出這樣的話，確是不同凡響，更不同凡「想」；稱之為總設計師，應非溢美之辭。
本來，中國與印度均是社會主義國，也愛搞計劃經濟，難免會抑制個人的積極性，缺乏引發能互動性的誘因，這本就是人性之常。鄧小平卻能創造性地說，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進而合理化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去除了意識形態上的障礙。在印度，則在相當程度上依然受制於甘地的反物質文明與社會主義經濟，不像中國那麼放得開。
中國走高風險、高回酬路線
按照經濟學家張五常與日本趨勢分析傢大前研一的說法，中國不但在思想觀念上大開門戶，也敢敢把權力下放，讓地方政府展開競爭，進而激發地方的能動性。儘管地方放權也產生了不少亂象（所謂「一收就死，一放就亂」）；整體上言，其利依然大於弊。只要能加強法治、完善制度，及人民敢據理力爭，造反有理，自可減少放權之害，而增進放權之利。
從發展策略言，鄧小平主張先讓一部份條件較好的沿海地區先富起來，而後再以先富帶後富對口援助，產業梯度轉移的順序向內陸推進，應是符合現實與比較優勢的實踐理性。只是，發展到現階段，中國也應轉注公平為先，兼顧效率的順序發展觀。畢竟，靠外需快速崛起只能是階段性策略，最終依然得靠內需，以及從出口取向轉向高級進口替代，生產本身的高級組件與產品，而非舊態依然地靠進口高級組件、產品來推動出口。
就長期而言，有一種觀念認為，中國的發展路線是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搞經濟易，改革政治體制難，而印度則沒有這一政改的難關。事實如何，就有待實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來檢驗了。
或許可以說，相對而言，中國走的是高風險、高回酬的快速富強之路，而印度則是低風險、低回酬的相對穩健之路。從現階段的結果論來看，以我之見，中國的成就是較高的，至少在民生主權方面。對普羅大眾言，民生為大，這才是重點，對知識份子而言，則可能另有側重。
眾皆知，中國是個問題叢生的人口大國，只是根據「皮尤全球態度」項目（PEW Global Attitude Project）對17國所展開的「國民對國家滿意度調查」，在2005與2010年的調查中，中國人的滿意度竟名列第一，如在2010年，滿意者為87%，而美國與法國則個別為30%與26%。這確是耐人尋味，或許關鍵在於要求標準不一，或彼此的經歷有別（如1980年前的中國實在太窮了，而1980年代前的美、法則相對美好）。
說得遠些，這也涉及了國民生產總值（GNP）對國民總幸福（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的論戰。這就說來話長了。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孫和聲 2012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