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向來是我國最具爭議性的課題之一，之所以如此，在於馬來語文民族主義者堅持，馬來語應成為我國「唯一」（tunggal）的國語與官方用語。若非對這個「唯一」的堅持，許多無謂的爭議與事件，其實是可避免的。如1969年的選舉結果，便也與語文爭執有關。
馬來語文民族主義者，何以要堅持馬來語的唯一性與絕對性？儘管聯邦憲法第152條已規定馬來語為國語與官方用語，可是語文出版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DBP）依然把每年2月15日定為「語文鬥士日」（Hari Pejuang Bahasa），以表明最終目標尚未完成。
實則，1967年國語政策在國會通過時，許多語文鬥士便大搞示威，甚至從語文出版局出發，遊行到首相東姑阿都拉曼的官邸！1995年教育法令案在國會提呈時，也遭到四六精神黨的質疑，質問何以教育部長擁有豁免權（pengecualian），可豁免其他源流的學校推展國語教學？2009年，語文鬥士們也組織起來，大力反對英語教數理（PPSMI）等政策。
少壯派推廣民族覺醒
其實，做為一個相對開放的多元語群國，要把馬來語唯一化、絕對化，是有其難處的；如聯邦憲法第161條便寫道，沙巴、砂拉越兩州可延用英語為官方用語，且可在國會及聯邦政府活動中使用英語，這無疑也為英語留下一條生路。
無疑，馬來語本是種開放、優美的語言，這也是何以它能成為馬來群島的通用語的主因。只是在封建王權時期，由於教育不普及，馬來語與馬來民族的發展也長期受制約。比方說，著名的馬來學者阿都拉文西（Abdullah Munsyi，1796～1854）便在其著作中，對馬來語文與社會的落後深覺擔心。
在20世紀初期，回教改革主義者「少壯派」（Kaum Muda），也深感得趕緊喚醒沉睡的馬來人與回教社群，以免被時代淘汰。本身是阿印（阿拉伯－印度）混血兒的阿都拉，與相當部份為外籍回教徒的少壯派，也不約而同地認為馬來／回教社會的傳統精英，包括王室、貴族與傳統派宗教師，得對馬來／回教社會的落後，負起相當的責任。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可以想像，具有救亡圖存意識的進步人士，會有急迫感去發展馬來語文與教育，並推動現代化。歷史地看，從20世紀初期到二戰前，馬來社會確也湧現了許多的相關社團與刊物。如從1876至1941年，馬來亞便前撲後繼地出現了147種報章與雜誌。
大體上而言，這些出版物與組織相對集中於海峽殖民地（三州府，即新加坡、馬六甲、檳城），尤其是新加坡與檳城。其中，思想先進與富有改革意識者，如少壯派回教改革主義者，並不易在半島大事活動，因為傳統的政治精英、王公貴族與宗教師並不歡迎他們。儘管如此，他們對馬來社會的覺醒，民族主義的崛起，與回教改革主義的傳播，依然起了相當的作用；而馬來語文的現代化，則是這個醒覺運動中的重要一環。
從歷史來看，早在1888年，柔佛新山便出現了一個「語文教與學聯盟」（Pakatan Belajar-Mengajar Pengetahuan Bahasa），以進行馬來語的規範化，語法精緻化，與創造新語新詞的活動。這個組織也創造了「setiausaha」（秘書）、「pejabat」（辦公室）、「jadual waktu」（時間表）等用語。今天馬來語以柔佛─廖內（Johor-Riau）馬來語為標準語（bahasa baku），便與這組織的努力有一定的關係。
在1930年成立的「筆友會」（Persaudaraan Sahabat Pena，PASPAM），與1938年成立的「馬來青年協會」（Kesatuan Melayu Muda，KMM），均是1930年代少數跨越州屬，以整個馬來亞與馬來民族為對象的先進組織。此外，1950年成立的「文學家陣線」（Angkatan Sasterawan 50，Asas 50），也是戰後推動馬來語文運動的重要推手。筆友會，文陣50及多個馬來教師協會，不但致力於馬來語文的現代化，也不同程度地介入政治活動。他們出版的各類雜誌，也與報紙副刊一樣，為馬來語文與文學的發展提供了空間。
從官方用語到思想用語
就官辦組織而言，英人1922年在霹靂丹絨馬林設立的蘇丹依德利斯師範學院，及附屬於師範學院的翻譯局、寫作局等，在這方面也功不可沒。其中，1956年成立的語文出版局，更是馬來語文民族主義的堡壘。
語文出版局可說是戰後馬來語文現代化的最重要機構。早在1960年代，此局便不時出台國語周、國語月等國語推廣運動，也出版各類定期期刊與辭典，如《語文局字典》（Kamus Dewan），並在1972年推動與印尼統一拼音等。
在1960年代初期出現的「國語行動陣線」（Barisan Bertindak Bahasa Kebangsaan，BBBK），便以語文出版局為據點。當其中的幾個關鍵人物出外演講時，還帶了紅漆、黑漆等，以便用來噴塗所看到的非馬來語廣告！當首相東姑暗示他們為極端者（pelampau）時，他們便立即要求見東姑解釋（見國家文學獎得主阿都拉胡先（Abdullah Hussain）2001的《尋找語文之路》一書）；在1980年，巫青團長更直接要求華文、泰米爾文小學變質！
就馬來語與國語的關係言，早在1930年代，便已有不少人如拿督翁便埋怨政府文告因沒馬來文，而難以上情下達，也抑制馬來語的正常發展。對這些進步人物而言，馬來語要有前途，首先必須是成為官方用語與教學用語，從而在這個基礎上，把它進一步發展為學問用語（bahasa ilmu）與思想用語（bahasa intelektual）；不然，馬來文就不易發揮其潛能，更遑論被視為受人尊重，且民眾愛用的「團結語文」。
出於這種考慮，他們爭取馬來語為官方用語；只是，一直到1950年代初，馬來語的地位依然未受到充份重視。當時殖民地當局雖表面上肯定馬來語的作用，卻把它定位為小學的教學用語，以致引起馬來語文教師的不滿。而1952年舉行的「馬來語文與文學大會」，也揭示了要實現馬來語做為國語的最終目標，而左翼政團則在更早的年代就提出了相同的目標。
與此相關的，則是馬來語的拉字化。本來早在20世紀初期，英國人便主張馬來語應拉丁化；只是不少文化與宗教保守主義者認為，這將切斷馬來人與回教的根，因此加以反對。
未來淪為中下層語言？
不過進入1950年代，拉丁化已佔上風，不僅現代派的「文陣50」支持，連對馬來語，尤其是語（文）法頗有建樹的少壯派領導教育家再納阿比丁（Zainal Abidinbin Ahmad，又稱Zaaba，1895～1973）也呼籲將馬來文從爪夷拼音轉入拉丁拼音。這不僅有助於馬來語文的高級化，馬來民族的進步，也有助於其做為國民團結的工具性作用；其中，加速馬來人現代化則是重中之重。
儘管如此，包括把「馬來語」改稱為「馬來西亞語」，收集、翻譯並吸納大量學術與科技用語的做法，讓不少馬來語文主義者，尤其是年長的一輩，依然擔心馬來語的前景。有者還懷疑，馬來語會否淪為中下層的苦力語言（bahasa kuli）。
之所以如此擔憂，有其內外在因素，如民族主義的變質，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後果，金錢政治的興盛，互聯網的普及等。此外，過於「馬來中心」或「馬來回教中心」，如限制非回教宗教書籍的馬來文化，在1970至1980年代甚至限制非馬來人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等，也難免會損及馬來文的全面與健康發展。馬來語文民族主義者護語心切，也關注馬來人的進步，這本是好事，只是，若過火到要他族犧牲其語文，就未免太強人所難。就1996年教育法案言，他們質疑教育部長的豁免權，可卻不能體會到，非馬來人更擔心教長不願豁免，撤銷豁免，或增加額外條件的不安。畢竟，情形可能會出現逆轉。
就此而言，大體上巫統的領導層是「見票眼開」的現實主義者。他們並不全是在原則上堅持多元文化語文的多元主義者；其政策會向單元主義或多元主義傾斜多些，主要取決於政治考慮與力量對比。有鑑於此，若欲強化多元文化、語文主義，就得在政治上強化兩線制、民主化，並實現對人權的尊重。當然，長遠之策依然是提升全民的人權意識，以及「和而不同」的共識。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孫和聲 20110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