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運：大同篇》《小市民的政治經濟學》希望在眾聲喧嘩中，讓政治經濟學的討論，回歸到人本的關懷。
“小市民”籠統地指涉在政經權力中心以外的人們，而《大同篇》寥寥數語勾勒出現實中可能實現的理想國。
在這個從來沒有深度討論意識形態和政策的國度，經歷了馬哈迪超英趕美式的瘋狂，關於經濟的討論，如果不是好大喜功，就是假公濟私，背地里都要承載政府總體機能逐漸衰敗的慘況，最終都是荒腔走調的決策。
在定期民主選舉的壓力下，推出各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策方案是世界各國政治決策者的通病。在馬哈迪式個人化領導模式底下，權力和資源集中在首相署，決策權也集中在首相一人的好惡，往往腳痛當頭痛醫，如遷都布城最初的目的是解決吉隆坡的交通阻塞問題。
在現實世界里，人力、物資和時間都是有限的資源，都需要社會總體通過政治決策過程做出抉擇，而抉擇的代價是機會成本。例如，如果把政府投入在生產、經營、銷售國產車的同等人力、物資和時間投入發展世界級的公共交通系統，則馬來西亞早已沒有人需要開車。
頭痛醫頭、甚至腳痛當頭痛醫最大的弊端，是忘了經濟就像人體，牽一髮動全身。決策者只關注個別的項目和計劃，看不到政策與政策之間的連接和相互影響，甚至盲目樂觀地期待許許多多的個別項目最終效力於總體的福祉。
但要怎樣做抉擇？政治的最高體現是價值的分配，價值取向清楚以後，資源分配以及資源的使用順序，就可以比較清楚的確立。意識形態的辯論之所以重要，在於協助價值的確立。
無論如何，就算意識形態的辯論不充份，政治經濟決策也應該回歸人本精神。人的軀體和精神恆常地要面對生、老、病、死，在物質面上則要解決衣、食、住、行的需要。決策者時刻都要問，政府在面對人的必然經歷和人的基本需求做了甚麼？如何營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條件？
然而，我其實不是在談“福利”。頭痛醫頭的另一個表征是假設窮人都在等福利援助。當前歐美國家，尤其保守黨――由民主黨執政的英國，在辯論如何確保福利金不會導致債務高漲，然後指責窮人都是懶人。
馬來西亞的經濟辯論有一條主線是“扶弱”對“績效制”。事實上，“績效制”背後隱藏著某個程度的精英主義。“團結互助”（solidarity）或許是終結這個辯論的第三條道路，既不以施惠者的角度假設受援者是弱者，而是認知到人的無限潛能與對機會的渴求。
關鍵在於“壯有所用”。政府最重要的責任，就如凱恩斯發現的，是在就業上確保大部份的工人工字能出頭。在2011年的世界經濟論述當中，就是缺了政府在促進就業機會的職能的討論。總體而言，就業、房屋、交通、土地運用、金融融資，都不能個別看待，而必須全局規劃。
政治經濟學的論述，以及論述的結果――政策，是有血有淚的。例如，因為貧窮而被迫騎電單車、在車禍中死亡或傷重的人們，都可以把他們的命運追溯到馬哈迪的國產車計劃與其機會成本上。
政治不是劇場，經濟決策與人和生命息息相連，唯有回歸人本，回到小市民的生活，才有大同的可能。
文章来源：星洲日報‧作者：劉鎮東 20110903
